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文化危機是一種深刻、範圍廣大的「意義危機」，本文從「詮釋危機」的方向切入，這只是我們的視域，本不預設著窮盡問題的意思。在本論文當中，我們嘗試指出中國近代的文化危機源於詮釋危機，這是文化危機的根源性問題。因此，我們在論文當中所指稱的文化危機大多是指詮釋危機而言。當然我們並不否定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存在著不同層面的意義危機，張灝先生就曾經為文指出中國近代的意義危機導致中國人的「精神迷失」，張先生更進一步將「迷失」設定在「道德迷失」、「存在迷失」以及「形上迷失」。
張灝先生的分析有存在主義的色彩這是與本文不一樣的地方。本文認為中國近代的文化危機在於意義的失落，而意義的失落源於當代人感受的傳統突然間不再適用於世界，過去所熟知的意義突然間變「陌生」了，因而導致詮釋的需要，詮釋傳統與詮釋自我，這兩者是一樣的。這是因為人類在詮釋時，總是應用自我存在處境以進行詮釋，因而理解就是理解自我。透過對於詮釋對象的理解總是同時反過來照亮自我之處境，這當中蘊含著詮釋學的循環。
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文化危機中，中國知識份子遇到自我處境瓦解的處境，中國傳統的觀念與世界觀突然間不再享有中心位置。然而這個過程的自覺是十分緩慢的。這是因為中國傳統儒學在歷史傳承的過程也曾經發生過多次的意義危機，因此，晚清文化危機剛開始時，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應對之道是採用傳統的方式，即對當前之儒學傳統加以攻擊，宣稱當前傳統誤解了孔子的真實意義。任何對當前危機的超越，必須回歸儒學的本質。他們透過自我的處境詮釋中國傳統的經典，並對其做出符合當代困境的詮釋，這樣一來便能夠宣稱儒學足以應付當前危機。這個作法是標準的儒學復興意義下的反應模式。晚清時的康有為及採用這種方式，希冀透過孔子教義的真正復興，以求超越當前的困境。康有為的保教論，事實上是傳統意義下的產物，儘管他貌似激進。他的激進是因為對於當前傳統的否定，因而在當前傳統的維護者看來康有為的主張並非儒學思想。
這個質疑，除了上述原因外，另外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是中國近代這場文化危機的意義不同於往昔。傳統的意義危機是因為政治、社會問題引起的，這些問題基本上並未超出中國傳統文化的限隔，因此，儒學復興者多能從中國傳統經典找到其安身立命之依據。中國近代的文化危機卻不同於往昔，許多問題跟挑戰都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民主、科學都不一定能夠在中國傳統經典找到依據。康有為詮釋的失敗在於他想將西方的民主、科學觀念強加諸於中國傳統經典中，其《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等書，連其學生梁啟超都懷疑其可靠性。當然更加無法說服敵對論者。
康有為的另一個失敗其實跟當時的環境有關，清代經過乾嘉考證學的洗禮，具有很濃厚的智識主義氛圍。這點一直到民國初年都是這樣的，余英時先生在分析胡適為何能在中國近代「暴享大名」時，曾經指出胡適精擅考證，故能說服當時上層文化的菁英份子，這是胡適能夠成功的一大關鍵。 胡適成功之處，正是康有為失敗之處，梁啟超曾經在其《清代學術概論》當中指出其亦時時不滿康有為之武斷。因而康、梁分派。
康有為與梁啟超的分派之所以重要，在於梁啟超放棄保教的主張，因而也造成超越傳統儒學復興的模式，梁啟超主張調適中西文化，以造成新的文化，他並且使用一個中西結婚將誕生新子嗣的比喻來說明這種情形。梁啟超所採用的模式基本上是所謂的「淬礪其本有而新之，採補其本無而新之」的模式。這個架構終其一生未曾放棄過。梁啟超的淬礪採補說影響了整個世代的青年。胡適亦深受其影響，然而透過研究，胡適面對中西文化的態度雖然近似梁啟超，但二者在內容上確有很大的衝突。
他們的衝突是藉由詮釋傳統來表達的，雙方意見之分歧尤其在詮釋清代學術史上面表達出來。這是十分有趣的現象，過去，學界長期認為胡適與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思想史的詮釋上是一樣的，然而透過我們的研究我們發覺他們的詮釋有很大的差異。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思想史這領域的著作是最先也是直至目前而言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從光緒30年﹙西元1904年﹚的〈近世之學術〉到民國9年﹙西元1920年﹚的《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皆抱持著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可被稱為進化史觀，這是一種歷史定論主義的機械式史觀，他預設人類歷史背後有一條放之四海皆準的法則，由於相信人類的歷史必然地朝向進化發展，並且循著一條類似的法則前進。因此梁啟超希望透過中國與西方歷史的比較，找尋中國進化之契機，這個願望，加上希望平衡發展中西文化，不希望在採補的過程迷失中國本位的立場，因此梁啟超在1902年寫下《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這本書的第八章就是上述提到的完成於光緒30年的〈近世之學術〉。
透過與西方歷史的比較梁啟超肯定了以下諸事，第一，中國的專制政治阻礙了學術思想的自由，大一統的習慣使思想自由不可能，這個狀況必須被打破。因為梁啟超相信思想自由是促成近代歐洲文明進步的主因。這個結論成為梁啟超意識中最為核心的觀點之一，從此他強烈排斥思想統一，以思想統一為墮落。第二，西方近代之發達乃因文藝復興時期之思想解放。梁啟超依據時代與類似特徵，更重要的是進化史觀的支持，使他在中國找到清代學術，梁啟超從此相信清代學術正是中國之文藝復興。第三，西方文藝復興造成西方思想解放與自然科學興起。透過這三個重點，梁啟超認為中國落後的關鍵在於文藝復興時期，西方走上自然科學之路，而中國走上文獻考證之路。同時由於梁啟超在光緒30年前後猶受到今文學派否定清代考證學觀點影響，以為清代考證學「無益於人國」。所以梁啟超在〈近世之學術〉當中採用「諷喻式」筆法書寫清代學術史的悲劇性發展。從其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梁啟超將政治力的干涉視為一種無所逃避之命運。
民國9年梁啟超遊歐歸來，開始投入學術研究中。梁啟超此時對於科學的信仰雖已開始動搖，然而尚未徹底改變，反而受到胡適的激勵與影響，撰寫《清代學術概論》，透過我們對其運用筆法的分析，我們知道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基本上是運用機械式論證模式，這是因為其背後的進化史觀的緣故，同時因為受到胡適整理國故以及將清代考證學視為科學方法論的關係，梁啟超放棄了諷喻式筆法，他不再對清代考證學持否定性的看法。並且以「為學問而學問」的智識主義態度反駁自己早年「無益於人國」的主張。梁啟超的機械式論證表現在其「生、住、異、滅」的分期中。整體說來，此時梁啟超對於清代學術史的詮釋策略是採用「時代思潮」說，這個說法基本上反映了梁啟超史觀上的矛盾，梁啟超此時亦經開始注意人的意志自由問題，然而梁啟超很清楚這個觀點與其進化史觀有所扞格，所以他想盡辦法調和二者。他承認個人在歷史上是有所作用的，然而個人能否發揮作用必須有賴於社會整體是否能夠認同，這個說法將個人對歷史的決定與歷史背後的因果律則，做了初步的調和。
梁啟超的史學觀念在民國12年﹙西元1923年﹚以後基本上完全放棄進化史觀，而強調個人意志自由的力量。因此造成他在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放棄將歷史事件納入某種詮釋架構的作法，而是就歷史事件本身加以分析。這造成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架構的分散。
與梁啟超不一樣的是，胡適對於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基本上未曾寫出概論性質的作品。然而他的智識主義路線，使他將清代考證方法視為科學方法，這個觀點則將清代學術的傳統延續到民國。他提倡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作為他的新文化運動的一環。過去學者大都忽略了「整理國故」另有一層積極意義，即是透過整理國故拉出中國智識主義的傳統，以此接續西方科學傳統。從這個意義來說，他所採用的架構基本上同於梁啟超，然而對於中國傳統是什麼？兩人有很大的不同。胡適強調中國九百年來的智識主義傳統，梁啟超卻主張智識主義與德行之學並重。他們雙方的歧見藉由科玄論戰的路線之爭，激化胡適對於清代學術史的意見，胡適因此愈發肯定清代學術的智識主義傳統，將理學斥為「玄學」加以攻擊。
梁啟超、胡適的詮釋是近代治清代學術史的學者所不敢忽視的。近代的學術規範大多將問題知識化，因此，梁啟超的意見被視為純學術的問題。同時我們總是在常識經驗中預設著歷史研究是在發現事實，因此在理解梁啟超、胡適對清代學術史的看法時，我們是將其說法放在清代歷史事件中加以檢驗。本文則將之拉回到其學說產生的處境，他們對於清代學術史的詮釋，其實也在詮釋自我。從詮釋學的立場來看，我們對他們的詮釋，同樣地無法免除這個循環，我們只是想指出這樣的詮釋循環是人文學科無法避免的，任何歷史理論都帶有論者以及詮釋者的痕跡。明乎此，也許我們在討論歷史事實之餘，能夠擁有更寬廣的視野。

參考書目
一、專書
二劃：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世界書局，
1972年﹚。
三劃：
孔恩﹙Thomas Kuhn﹚著，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
錢永祥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允晨文
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小野川秀美《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有限公司，1985年﹚。
大衛．麥克里蘭﹙David McLellan﹚著．施忠連譯《意
識形態》﹙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1年﹚。
四劃：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
的衝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1985年﹚。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台
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王俊義、黃愛平著《清代學術文化史論》﹙台北：文津
出版社，1999年﹚。
王晴佳、古偉瀛著《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台
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年﹚。
王陽明《傳習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王鑒平、胡偉希《傳播與超越》﹙台北：博遠書局，1993
年﹚。
亓冰峰《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980年﹚。
方東樹《漢學商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五劃：
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著．葉鳳美譯《尋求富
強──嚴復與西方》﹙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6年﹚。
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
物論──自由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
業有限公司，1985年﹚。
卡耳﹙Carr,Edward H.﹚，王任光譯《歷史論集》﹙台北：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
卡爾．巴伯﹙karl Popper﹚著，李豐斌譯《歷史定論
主義的窮困》﹙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
年﹚。
六劃：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
書店，1926年﹚
李良玉《動盪時代的知識份子》﹙台北：南天出版社，1996
年﹚。
李紀祥《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
李國祁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台
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0年﹚。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
司，1990年版﹚。
李澤厚《當代思潮與中國智慧》﹙台北：風雲時代出版
公司，1989年版﹚。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台北：正中書局，1991年﹚。
牟宗三《道德理想主義的重建》﹙北京：中國廣播電視
出版社，1993年﹚。
全祖望《鮚埼亭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
七劃：
狄培瑞﹙W.T. de Bary﹚《儒家思想與實踐》﹙台北：台
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
吳天任《清黃公度先生遵憲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
書館，1985年﹚。
吳銘能《梁啟超研究叢稿》﹙台北：學生書局，2001年﹚。
呂克爾﹙Paul Ricoeur﹚《解釋學與人文科學》﹙石家
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呂克爾《詮釋的衝突》﹙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5年﹚。
呂實強《儒家傳統與維新》﹙台北：教育部社教司，1976
年﹚。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年）。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台北：三民書局，1991年﹚。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1992年﹚。
余英時《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書局，1992
年﹚。
余英時《現代儒學論》﹙台北：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
年﹚。
余英時《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年﹚。
沈清松《物理之後─形上學的發展》﹙台北：牛頓出版
社，1991年﹚。
沈衛威《胡適傳》﹙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0年﹚。
沈衛威《升起與失落》﹙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2000
年6月﹚。
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台北：華
世出版社，1979年）。
八劃：
孟祥才《梁啟超傳﹙學術篇﹚》﹙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
1990年﹚。
周昌龍《新思潮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
限公司，1995年﹚。
周質平《胡適叢論》，﹙台北：三民書局，1992年﹚。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3
年﹚。
帕瑪著﹙Richard E. Palmer﹚嚴平譯《詮釋學》﹙台
北：桂冠圖書公司，1995年﹚。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
義》﹙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林聰舜《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變遷與發展》﹙台北：學
生書局，1990年﹚。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
限公司，1997年﹚。
九劃：
侯外盧《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
胡宏《胡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胡昌智《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
司，1992年﹚。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
版事業公司，1989年﹚。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1989年﹚。
胡適《科學玄學論戰集》﹙台北：帕米爾書店，1980年﹚。
胡適《胡適文存》﹙台北：遠東圖書，1983年﹚。
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1998年﹚。
胡適《四十自述》﹙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
胡適《胡適演講集》﹙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年﹚。
胡適《清章實齋先生學誠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1987年﹚。
胡適《胡適的日記》﹙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年﹚。
胡適等著.徐高阮譯《胡適與中西文化》﹙台北：水牛出
版社，1992年﹚。
胡楚生《清代學術史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88
年﹚。
胡楚生《清代學術史研究續編》﹙台北：學生書局，1994
年﹚。
段昌國‧張永堂.劉紉尼譯《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台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
柯文﹙Paul A. 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
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
局，1989年﹚。
柯林烏 ﹙R.G.Collingwood﹚陳明福譯《歷史的理念》
﹙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7年﹚。
孫廣德《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台北：台灣商務印
書館，1995年﹚。
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信仰的動力》﹙台北：
桂冠圖書公司，1994﹚。
十劃
陸九淵《陸象山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90年﹚。
陳少明《被解釋的傳統──近代思想史新論》﹙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
陳祖武《清初學術思辨錄》﹙河北省盧龍縣：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1992年﹚。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
中心》﹙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
陳榮華《葛達瑪詮釋學與中國哲學詮釋》﹙台北：明文
書局，1998年﹚。
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香港：三聯書店，1992
年﹚。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著，劉安世譯《史元》﹙台
北：麥田出版社，1999年﹚。
特雷西﹙David Tracy﹚著，馮川譯《詮釋學、宗教、
希望》﹙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
年﹚。
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1996年﹚。
高達美著﹙H.G.Gadamer﹚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第一
卷》﹙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
年﹚。
高達美著﹙H.G.Gadamer﹚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第二
卷》﹙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5
年﹚。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香港：龍門書店印行，
1965年﹚。
郭穎頤著，雷頤譯《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
﹙1900－1950﹚》﹙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
年﹚。
十一劃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訂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7年﹚。
章太炎《訄書》﹙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994
年﹚。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
認識與批判》﹙台北：允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
黃宗羲《南雷文定》﹙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黃宗羲《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台北：里仁書局，1987年）。
黃宗羲《明儒學案》，﹙台北：里仁書局，1987年﹚。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專刊，1964年﹚。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食貨，1981年﹚。
張豈之主編，王宇信、方光華、李健超撰述《中國近代
史學學術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年﹚。
張椿年《從信仰到理性》﹙台北：淑馨出版社，1994年﹚。
張錫輝《清代漢宋之爭的主要問題及其檢討》，東海大
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
張灝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台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0年﹚。
張麗珠《清代義理學新貌》﹙台北：里仁書局，1999年﹚。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
年﹚。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管館，
1985年﹚。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台北：台灣中
華書局，1989年﹚。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五種》﹙台北：里仁書局，1982
年﹚。
十二劃
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1990年）。
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著，江政寬譯《後現
代歷史學──從卡耳和艾爾頓到羅逖與懷特》
﹙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年﹚。
舒衡哲﹙Vera Schwarcz﹚《中國啟蒙運動──知識份子
與五四遺產》﹙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0年﹚。
葉德輝《翼教叢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
十三劃
楊永乾《張君勱傳》﹙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年﹚。
楊國榮《實證主義與中國近代哲學》﹙台北：五南圖書
出版公司，1995年﹚。
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著，傅鏗,呂樂譯《論
傳統》﹙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 年﹚。
傅樂詩﹙Charlotte Furth﹚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
論──保守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
限公司，1980年﹚。
十四劃
潘德榮《詮釋學導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
年﹚。
鄭師渠《國粹、國學、國魂──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
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十五劃
劉青峰編《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香港：中文大
學出版社，1994年﹚。
劉紀曜《梁啟超與儒家傳統》﹙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5年﹚。
十六劃
謝大寧《儒家圓教底再詮釋》﹙台北：學生書局，1996
年﹚。
諾曼‧漢普生﹙Norman Hampson﹚著，李豐斌譯《啟蒙
運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
霍伊著，陳玉蓉譯《批評的循環》﹙台北：南方叢書出
版社，1988年﹚。
歐陽哲生編校《嚴復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
錢穆《國學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7年﹚。
十八劃
顏元《四存編》，﹙台北：廣文書局，1991年﹚。
十九劃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2年﹚。
蕭公權《康有為思想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8年﹚。
二十劃
嚴平《高達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
嚴復《嚴幾道詩文鈔》﹙上海：國華書局排印本，1922
年﹚。
二十一劃
顧炎武《日知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顧炎武《亭林文集》﹙台北：世界書局，1963年﹚。
顧昕《中國啟蒙的歷史圖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2年﹚。
二、期刊：
王汎森〈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漢學研究》，
第14卷1期，1996年6月。
王家檢〈由漢宋調和到中體西用──試論晚清儒家思想
的演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2
期，1984年6月。
成復旺〈返回經典，走向實學──略論明清之際學術思
想的轉變〉《第四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1995年﹚。
丘為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範」的形成、特質與義涵〉
《清華學報》，新24卷第4期，1994年12 月。
丘為君〈梁啟超的戴震研究──動機、方法與意義〉《東
海學報》第35卷，1994年7月。
沈松橋〈五四時期章士釗的保守思想〉《中研院近代史
研究所集刊》，第75卷15期下，1986年12月。
周質平〈胡適與梁漱平〉《漢學研究》第12卷1期，1994
年6月。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著，王宇根譯〈當代歷史
理論中的敘事問題〉《歷史：理論與批評》，第1
期，1999年3月。
郭正昭〈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晚清學會運動〉《中研院近
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1972年。
黃克武〈梁啟超的學術思想：以墨子學為中心之分析〉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1996
年12月。
黃克武〈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以嚴譯《群
己權界論》﹙OnLiberty﹚為中心之考察〉《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95年6
月。
黃進興〈梁啟超的終極關懷〉《史學評論》第2期，1980
年7月。
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份子的親和與排
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
期，1986年12月。
張錫輝〈北宋思想史上的義利之辨及其意涵〉《鵝湖月
刊》，第299期，2000年5月。
張錫輝〈論中國近代儒學復興運動發展的內在邏輯〉《中
國學術年刊》第21期，2000年3月。
楊宗翰〈文學史的未來╱未來的文學史〉《文訊》，第183
期，2001年1月。
傅斯年〈新潮發刊旨趣書〉《新潮》一卷一號，1919 年。
鄧 實〈古學復興論〉《國粹學報》，第9期，1905年10
月。
蕭義玲﹤從方法論的發展論清代諸子學的興起﹥《孔孟
學報》75期，1998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