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到1925年是近代中國思想上重要的轉型時期。在這段時期當中，中國思想界有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傳統文化的主體逐步解鈕而產生動搖，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內涵則大批輸入中國，逐漸改變了人們的意識世界。會有如此轉變，主要是透過當時湧現的制度性傳媒完成的，諸如士紳主持的各式報刊、新式學校，以及興起的各種學會，都讓思想變化擴張到群眾可及之處，從而放大了思想改變的力道。
在新式制度性傳媒之外，科舉則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存在。長久以來，科舉既做為選才工具，同時也是政府用以規範士人思想的重要工具，是故未改制前，科舉每每成為被詬病的對象。然而晚清時，一連串針對科舉制度及其內容的改革，讓科舉制度在此時轉而成為促進西學流傳的推手──西學被納入考科引動了應試士子們的需求，應試士子們的需求則帶動了民間閱讀與出版趨向的轉變，這些為數眾多、內含新學的制舉用書與新式制度性傳媒相互呼應，從而讓西學的影響力更加廣布而深遠。是故本論文即欲以1903年出版之《最新經世文編》為例，透過觀察該文編的編纂與出版，展示科舉制度如何在轉型時期產生作用；同時亦將分析文本，以期瞭解晚清時期民間的經世思想在轉型時代新資源的刺激之下，產生什麼樣的思想變化。

（一）工具書
近代中國硏究委員會編，《經世文編總目錄》，1956。
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2008。
實藤惠秀監修、譚汝謙主編、小川博編輯，《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1980。
敷文社編，《最近官紳屢歷彙編》，臺北：文海，1970。
周振鶴，《晚清營業書目》，上海：上海書店，2005。
汪耀華編，《上海書業名錄，1906-2010）》，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

（二）史料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清廷之改革與反動》，臺北：正中，1965。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
寶善齋主人，《最新經世文編》，一百三十卷，上海：寶善齋石印本，光緒壬寅嘉平月。
汪榮寶、葉瀾編纂，《新爾雅》，上海：文明書局，1903。
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臺北：文海，1971。
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1973。

（三）期刊論文
丘為君、張運宗，〈戰後臺灣學界對經世問題的探討與反省〉，《新史學》7:2，1999。
李愛軍，〈「共和」涵義的近代化及Republic在19世紀中國的譯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No.156，2012，頁7-12。
張灝，〈宋明以來儒家經世思想試釋〉，《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頁3-12。
章清，〈「策問」與科舉體制下對「西學」的接引──以《中外策問大觀》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臺北：2007.12，頁53-103。
彭明輝，〈外國史地引介與晚清史學〉，《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7，2000，頁197-228。
黃克武，〈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1986，頁83-96。
解揚，〈近三十年來有關中國近世「經世思想」研究述評〉，《新史學》19(4)，2008，頁121-151.
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政大歷史學報》，17，臺北：2000，頁57-90。
劉廣京、周啓榮，〈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上，1986，頁33-99。
劉龍心，〈從科舉到學堂－－策論與晚清的知識轉型（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12，頁105-139。
韓承樺，〈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史原》，復刊2（總號23），頁205-238。
郭建佑，〈從晚清譯書書目的分類體系論晚清士人對西學類目的解讀和應對〉，《圖書資訊研究》，6:2，2012.7，頁139-181。

（四）專書
一、英文
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Massachusett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Paul Cohen, Discovery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Thomas H. C. Lee,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5.
二、日文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東京都：みすず書房，1969。
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9。
宮崎市定，《科挙》，京都：秋田屋，1946。
三、中文
王中江，《近代中國思維方式演變的趨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2001。
王汎森編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2007。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其及海防思想》，臺北市：臺大文學院，1964。
王德昭，《清代的科舉制度》，臺北：香港中文大學，1982。
多洛肯，《清代浙江進士群體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0。
艾爾曼，《經學．科舉．文化史：艾爾曼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稻香出版社，2005。
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學生書局，2009。
周陽山、楊肅獻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出版，1981。
季壓西、陳偉民著，《語言障礙與晚清近代化進程【三】　從「同文三館」起步》，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
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北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林歐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西方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
苑書義，《李鴻章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孫宏雲，《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展開：清華政治學系的早期發展，1926-1937）》，北京：三聯出版社，2005。
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略》，臺北：文海，1975。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附錄四，上海：上海書店，2009。
張灝，《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2004。
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美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劉兆璸，《清代科舉》，台北：東大出版社，1977。
劉海峰，《科舉考試的教育視角》，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鄭大華，《晚清思想史》，長沙：湖南師範大學，2005
閭小波，《近代中國民主觀念之生成與流變：一項觀念史的考察》，南京市：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東大，1992
羅志田，《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五）學位論文
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