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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劉靜宜
Liu, Ching-I
論文名稱: 皇權與孝道——唐代文武職奪情起復的考察
Imperial authority and Filial piety:Being on Duty during Mourning Period among the Tang dynasty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ers
指導教授: 陳登武
Chen, Den-Wu
口試委員: 陳登武
Chen, Den-wu
陳俊強
Chan, Chun-Keung
劉馨珺
Liu, hsin-chun
口試日期: 2024/05/20
學位類別: 碩士
Master
系所名稱: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論文出版年: 2024
畢業學年度: 112
語文別: 中文
論文頁數: 195
中文關鍵詞: 三年喪奪情起復文職武職政爭藩鎮節度使唐代
英文關鍵詞: Three-year mourning period, Being on duty during mourning period, duó qíng qǐ fù, civil officers, military officers, Regional military governor, Military governor, Jiedushi, Tang Dynasty
研究方法: 歷史研究法
DOI URL: http://doi.org/10.6345/NTNU202400496
論文種類: 學術論文
相關次數: 點閱:134下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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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傳統中國,官員任職期間若遇父母喪時,需解官回鄉守喪三年,即為所謂的「三年喪」。與此相應,便出現了所謂的「奪情起復」,意指官員遭遇父母喪時,可以不必服滿喪期,重新任職,當是一種作為在皇權與孝道之間衝突的權衡方式。解官守喪三年一事起源於先秦時代,並於兩漢開始發展,隨著西晉君主的大力推行,最終在唐代寫入律令,成為定制;因此,唐代解官者眾、奪情起復者亦有一定數量。
    本文分別以文職與武職為經、時間軸為緯,並以帝國體制發生巨變的安史之亂為分界,分別討論兩種職位的官員在唐前期與唐後期起復的變化趨勢。
    經過考察,在文職起復上,無論是政治目的與政爭或者是作為獎勵的起復,在數量呈現下降的趨勢。這樣的變化與文人的孝道意識提升,以及政爭轉向宦官、地方軍閥的角力有關。武職的起復上,前期起復者主要以鎮守邊將以禦外患為主,後期因藩鎮廣設的緣故,出現大量的節度使起復,以及為了平叛而起復的武職,而獎勵的起復上,則是除了因戰立功,增加了獎勵忠節的目的。
    這些官員在當權者因各種目而重新授職時,反映出的是帝國基於統治下的人事安排。因此,透過分析不同類型的起復者的起復時間、原因、官職升降等,能以了解其反映出的唐代政治局勢變化。

    In traditional China, officials were required to resign and return home to observe a three-year mourning period upon the death of their parents, a practice known as "three-year mourning." Correspondingly, there emerged the concept of " duó qíng qǐ fù"(Being on duty during mourning period, 奪情起復), which allowed officials to resume their duties before the mourning period was completed. This was seen as a way to balance the conflict between imperial authority and filial piety. The practice of resigning to observe a three-year mourning period originated in the pre-Qin era and began to develop during the Han Dynasty. It was vigorously promoted by Western Jin rulers and eventually codified into law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becoming a fixed practice. Consequentl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many officials resigned for mourning, and a significant number also resumed office earl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rends in the resumption of office for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using the period of the An-Shi Rebellion, which marked a major transformation in the imperial system, as a dividing line. The study is organized chronologically, comparing the early and later Tang periods.
    Upon investigation, it is evident that the resumption of office among civil officials, whether for political purposes, factional struggles, or as rewards, showed a declining trend. This change is related to the increasing consciousness of filial piety among literati and the shift in political struggles towards eunuchs and regional warlords. For military officials, early resumption was primarily for border defense against external threats. In the later period, due to the widespread establishment of regional military governors (jiedushi),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military officials resuming office to quell rebellions. Additionally, resumption as a reward expanded to include not only military achievements but also loyalty.
    These reappointments of officials by those in power for various reasons reflect the personnel arrangements based on the empire's governance needs. Therefore, by analyzing the timing, reasons, and changes in official positio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suming officials, one can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shifts i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the Tang Dynasty.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2 第二節 研究回顧 5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史料說明 12 第四節 論文章節架構 13 第二章 三年喪與奪情起復的定型 14 第一節 三年喪與奪情起復 14 第二節 唐代對有關父母喪期與奪情起復的相關規定 32 第三章 文職的奪情起復 40 第一節 唐前期的文職起復 40 第二節 唐後期的文職起復 72 第四章 武職的奪情起復 83 第一節 唐前期的武職起復 83 第二節 唐後期的武職起復 111 第五章 結論 154 徵引書目 159 附錄 奪情起復官員表 173

    (一)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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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7.〔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8.〔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儀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9.〔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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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任衍文,《唐開元禮中喪禮之研究》,臺北:郁氏印書基金會,1984
    12.任爽,《唐代禮制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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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倪彬,《漢唐「匿哀」等罪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
    28.孫國棟,《唐宋史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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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
    58.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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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駱芬美,《明代官員丁憂與奪情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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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王慶昱,〈吳卓墓誌與唐德宗、憲宗朝史事考〉,《出土文獻研究》,2022年第0期,上海,2022,頁316-325。
    6.皮慶生〈唐宋時期五服制度入令過程試探——以《喪葬令》所附《喪服年月》為中心〉,《唐研究》,第十四卷,北京,2008,頁381-411。
    7.朱海,〈唐代忠孝問題探討——以官僚士大夫階層為中心〉,《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3:3,武漢,2000,頁39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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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朱海,〈唐玄宗御注《孝經》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二十輯,武漢:2003,頁125-135。
    10.吳豐培,〈唐代吐蕃名相祿東贊後裔五世仕唐考〉,《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拉薩,1983,頁83-85。
    11.吳鵬,〈論高宗時期對選官制度的調整——以舉人自代和長名榜為中心〉,《乾陵文化研究》,2011年第0期(西安,2011),頁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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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李文才,〈論唐代驅使官性質、職掌及待遇〉,《唐史論叢》,第一輯,西安,2017,頁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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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賴亮郡,〈論唐代高、睿二朝的太子監國與皇位繼承〉,《臺東大學教育學報》,第14期,臺東,2003,頁70-97。
    72.賴瑞和,〈唐代的翰林待詔和司天臺——關於〈李素墓誌〉和〈卑失氏墓誌〉的再考察〉,《唐研究》,第9卷,北京:2001,頁315-342。
    73.閻守誠,〈論張說與宇文融之爭〉,《晉陽學刊》,1989年第4期,太原,1989,頁65-70。
    74.羅小紅,〈再論唐代奪情起復制度〉,《西北大學社會科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3,西安,2006.5,頁64-67。
    (五)專書論文
    1.牛致功,〈薛元超與武則天——讀〈薛元超墓誌銘〉〉,收入氏著《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頁137-138。
    2.杜文玉,〈唐代權閹楊氏家族考〉,《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370-377。
    3.汪籛,〈唐高宗王武二后廢立之爭〉,收入氏著《唐王朝的崛起與興盛》,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頁129-138。
    4.林天蔚,〈安史之亂後百五十年始亡之檢討〉,收入氏著,《隋唐史新論》,臺北:東華書局,1978,頁297-334。
    5.唐長孺,〈魏晉南朝的君父先後論〉,收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233-248。
    6.孫國棟,〈從夢遊錄看唐代文人遷官的最佳途徑〉,收入氏著,《唐宋史論叢(增訂版)》,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頁1-16。
    7.徐復觀,〈中國孝道思想的形成、演變及其在歷史中的諸問題〉,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頁197-198。
    8.徐復觀,〈明代內閣制度與張江陵(居正)的權、奸問題〉,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頁279-293。
    9.高明士,〈武德到貞觀禮的成立——唐朝立國政策研究之一〉,收入中國唐代會編《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8,頁1159-1214。
    10.張文昌,〈服制、親屬與國家——唐宋禮法之喪服規範〉,收入臺師大歷史系編,《新史料.新觀點.新視界——天聖令論集(下)》,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1,頁199-243。
    11.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收入氏著《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143-265。
    12.陳登武,〈法律與教化:二十四孝故事所見的家內秩序與國家統治〉,收入氏著《地獄.法律.人間秩序:中古中國宗教、社會與國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7,頁177-231。
    13.傅樂成,〈唐代宦官與藩鎮的關係〉,收入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191-208。
    14.馮培紅,〈論唐五代藩鎮幕職的帶職現象——以檢校、兼、試官為中心〉,收入於高田時雄主編,《唐代宗教文化與制度》,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7,頁133-210。
    15.黃永年,〈論安史之亂的平定和河北藩鎮的重建〉,收入氏著,《唐代史事考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二刷),頁223-236。
    16.黃正建,〈唐代司法參軍的若干問題——以墓誌資料為主〉,收入柳立言主編,《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近世中國的變與不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頁105-140。
    17.榮新江,〈一個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收入氏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238-257。
    18.鄭雅如,〈中古時期的母子關係——性別與漢唐之間的性別史研究〉,收入李貞德主編《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135-190。
    19.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三民出版社,2005,頁206-276。
    20.羅彤華,〈唐代官人的父母喪制——以〈假寧令〉「諸喪解官」條為中心〉,收入臺師大歷史系編,《新史料.新觀點.新視界——天聖令論集(下)》,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1,頁1-40。
    (六)學位論文
    1.李玉婷,〈唐代奪情起復問題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7。
    2.林宗閱,〈帝國之隙:唐代前期的軍政危機及其對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臺北,2020。
    3.張煥君,〈魏晉南北朝喪服制度研究〉,新竹: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4.黃亮文,〈敦煌吉凶書儀寫卷與其五服制度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13.1。
    5.楊兆國,〈唐代丁憂制度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2。
    6.趙瀾,〈唐代喪服制度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08。
    7.羅小紅,〈唐代官員服紀制度(子為父母)及守喪制度初探〉,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2。
    (七)外文論著(含譯著)
    1.〔日〕小田義久著、李濟滄譯,〈唐代告身的一個考察——以大谷探險隊所獲李慈藝及張懷寂告身為中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二十一輯)》,武漢: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2004,頁161-177。
    2.〔日〕尾形勇著、張鶴泉譯,《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北京:中華書局,2010。
    3.〔日〕桑原騭藏著、宋念慈譯,《中國之孝道(再版)》,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019。
    4.〔美〕A.Peterson, Charles A. “P’u-ku Huai-en and the T’ang Court: the Limits of Loyalty,” Monumenta Serica, 29(1970-1971), pp. 423-455.
    5.〔美〕Jessey J. C. Choo, Burials, Representations, and Remembrance in Tang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22.
    6.〔美〕Keith Nathaniel Knapp(南愷時)著,戴衛紅譯,馬特校,《中古中國的孝子與社會秩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7.〔美〕Miranda Brown(董慕達),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in Early Chin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7.
    8.〔美〕崔瑞德、霍華德.韋克斯勒著,〈高宗與武后:繼承人與篡位者〉,收入《劍橋中國隋唐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24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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