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潘等處位於四川西北部，是四川、陝西與朵甘思的交界之地，也是川西之門戶、守護成都平原的要衝。但由於當地險惡的自然環境與複雜的族群分布，歷代政權均難以實現對當地的直接控制和統治，遂成為明廷管治蜀地的棘手難題。本研究從地緣政治視角出發，論述朝廷為應對松潘等處番亂所落實的制度性建置與軍事行動的開展，以探析明代四川西北地緣因素、治理方略與番亂三者之互動關係。
　　朝廷為加強對四川西北部的控制與治理，建立以松潘為中心，南聯威茂、東連龍州的四川西北軍防格局，以此鞏固四川西北部與陝西洮州、岷州一帶的軍防。朝廷在明前期除了沿襲前朝羈縻統治，通過土司制度籠絡松潘等處番酋，以確立明政權與番族之間的臣屬關係外，更於當地設置州縣及衛所，塑造四川西北流官體系的基本輪廓。隨著宣德二年（1427）朝廷與番族間的關係出現裂縫，朝廷臨時派遣總兵官等將領前往征剿及鎮守，隨後陸續增設巡撫、參將、兵備道、副總兵長期鎮守或提督軍務，奠定四川西北流官體系的基礎。
　　明中期以降，番亂急劇惡化，松潘等處治理方略隨之進入調整期。朝廷除了秉持明前期以來撫剿兼施的治理方針，對生事番夷予以軍事打擊外，也因應番亂及當前局勢頻繁調整流官體系、軍兵安排、糧餉供應等各方面制度，以完善松潘等處治理方略，加強明政權對四川西北部的統治。至此，松潘等處的政治、軍事、經濟制度在明中期漸趨成熟並大致穩定下來。
　　朝廷在明後期治理松潘等處時不斷面臨新興勢力的挑戰，增加朝廷的統治難度。隨著蒙古勢力在正德（1506-1521）年間南下西海，松潘在明後期不僅面對境內番夷作亂的問題，更須同時提防西海蒙古勾結境內外番夷入寇的威脅，陷入腹背受敵的處境。朝廷一方面密切關注蒙古動向，防範蒙古南犯，一方面改變過往以撫為主的對番方針，頻繁征剿境內叛亂番夷，加強對番夷的鎮懾與控制，避免松潘等處同時與蒙古、番夷兩面作戰，導致首尾難以兼顧的局面出現。但隨著天啟（1621-1627）、崇禎（1628-1644）年間的各地民變與遼東女真崛起，朝野把注意力集中於平定民變及抵禦女真，削弱松潘等處軍防力量，導致四川西北部在張獻忠與清軍的輪番進攻下易手，南明政權最終在永曆六年（1652）徹底失去對四川西北部的統治。

Songpan, as a gateway and barrier to the Chengdu Plain, was loc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ichuan, Shaanxi, and Dokham, in Ming China. Due to the harsh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ethnic groups, it was difficult for most Chinese regimes to control and govern northwest Sichuan directly. This became a thorny issue for the Ming court in ruling Sichuan. This study discusses, from a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military actions implemented by the officials to address the rebellions caused by the ethnic groups in Songpa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analysing the interaction among geopolitical factors, ruling strategies, and ethnic turmoil in northwest Sichu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and governance over northwest Sichuan, the Ming court established a military defence structure centred on Songpan, connecting it with Wei(zhou)-Mao(zhou) and Longzhou. This reinforced the military defence of northwest Sichuan and the areas of Taozhou and Minzhou in Shaanxi. In the early Ming period, the court followed the Jimi 羈縻 system by recognizing the northwest Sichuan tribal leaders as native chieftains (tusi 土司), to create a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g regime and the ethnic groups. Moreover, the court established counties and garrisons, forming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liuguan 流官) in northwest Sichuan.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me and ethnic groups began to fragment in 1427, the court temporarily dispatched commanders (zongbingguan 總兵官) to suppress the local rebellions and defend Songpan. Subsequently, the positions of grand coordinator (xunfu 巡撫), colonel (canjiang 參將), military defence circuit (bingbeidao 兵備道), and vice-commander (fuzongbing 副總兵) were gradually established as long-term official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in the northwest Sichuan.
　　During the mid-Ming period, the court modified its governance strategies as ethnic rebellions deteriorated. Besides maintaining the early Ming policy of combining appeasement with suppression, the court adjusted various systems, including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soldier arrangement, provisions supply, to improve the ruling strategies for Songpan and reinforce the Ming regime’s control over northwest Sichuan. Consequently, the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systems matured and stabilised during the mid-Ming period.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the court faced new governance challenges from emerging powers. With the migration of the Mongols to Qinghai Lake during Zhengde 正德 reign, ethnic disturbances were not the only threat in Songpan; there were also offences from the Mongols. The court had to be aware of the Mongols and repel their offences. Meanwhile, the court focused on suppressing the rebellious tribes instead of maintaining its combined policy of appeasement and suppression, avoiding concurrent attacks from the Mongols and the ethnic groups. Howev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peasant rebellions and the Jurchen in Liaodong during Tianqi 天啟 and Chongzhen 崇禎 reign, the court prioritized its military efforts to suppress the peasant rebellions and repel the Jurchen offences, resulting in the weakening of the military forces in Songpa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As a result, the Southern Ming eventually lost its control of northwest Sichuan under the attacks of Zhang Xianzhong 張獻忠 and the Qing in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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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辛編》第5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松潘縣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四川省茂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茂縣志：1988-2005》，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
李根源輯，《明滇南五名臣遺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集部第179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據雲南叢書本影印。
孟凡松編著，《明代衛所選簿校注．四川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阿壩州志》上冊，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徐元龍修，張超南、林上楠纂，〔民國〕《永定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第36冊，上海：上海書店，2000，據民國三十八年連城文化印刷所石印本影印。
祝世德等纂修，〔民國〕《汶川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據民國三十三年鉛印本影印。
傅崇榘修，徐湘纂，〔民國〕《松潘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據民國十三年刊本影印。
傅崇榘，《松潘遊記》，收入《中國西南地理史料叢刊》第17冊，成都：巴蜀書社，2014，據民國四年鉛印本影印。
萬明、徐英凱，《明代《萬曆會計錄》整理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楊鈞衡等修，黃尚毅等纂，〔民國〕《北川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據民國二十一年石印本影印。
錢海岳，《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6。
邊政設計委員會，〔民國〕《松潘概況資料輯要》，收入《川康邊政資料輯要》，收入《民國邊政史料匯編》第28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據民國二十九年鉛印本影印。

二、近人專書
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歷史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中華書局，2009。
李文君，《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
李新峰，《明代衛所政區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肖立軍，《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周振鶴主編，李曉杰、張莉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周振鶴主編，胡阿祥、孔祥軍、徐成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三國兩晉南朝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周振鶴主編，牟發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十六國北朝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周振鶴主編，施和金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隋代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周振鶴主編，郭聲波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周振鶴主編，李昌憲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周振鶴主編，郭紅、靳潤成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馬大正主編，《中國古代邊疆政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馬戎，《民族社會學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耿少將，《羌族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孫振聲編著，《易經今譯》，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
陸俊元，《地緣政治的本質與規律》，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
張哲郎，《明代巡撫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張雲，《元代吐蕃地方行政體制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張顯清、林金樹，《明代政治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許湘濤，《地緣政治學》，臺北：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2022。
彭勇，《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
曾維益，《色爾藏族》，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
靳潤成，《明朝總督巡撫轄區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鄭汕，《中國邊疆學概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2。
劉祥學，《明朝民族政策演變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蔡嘉麟，《明代的衛學教育》，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2。
謝忠志，《明代兵備道制度：以文馭武的國策與文人知兵的實練》，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龔蔭，《中國土司制度》，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2。
〔日〕清水泰次，《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東京：大安株式会社，1968。
〔日〕奧山憲夫，《明代軍政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
Xiaofei Kang (康笑菲) and Donald S. Sutton (蘇堂棣), Contesting the Yellow Dragon: ethnicity, religion, and the state in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 Leiden: Brill, 2016.

三、近人論文
于志嘉，〈論明代的附籍軍戶與軍戶分戶〉，收入《文集》編委會編，《顧誠先生紀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頁80-104。
王文光、施芳，〈中國西南邊疆的土兵〉，《思想戰線》，36：2，昆明，2010.3，頁101-104。
方澤，〈明朝川甘毗鄰地區的建設與發展研究〉，《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0：3，拉薩，2015.9，頁107-114。
方鐵，〈土司制度與元明清三朝治夷〉，收入李朝暉、李世愉主編，《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論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16-27。
冉光榮，〈略述明王朝在松潘藏區的統治措施〉，《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986，北京，1986.6，頁79-84、126。
安介生，〈歷史民族地理之「界域」研究──以地處川、青（藏）、甘之交的松潘地區為核心〉，收入安介生、邱仲麟主編，《有為而治：前現代治邊實踐與中國邊陲社會變遷研究》，太原：三晉出版社，2014，頁3-26。
吉俊洪，〈試論明代岷江上游的「番」與「羌」〉，《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拉薩，2011.3，頁140-144。
任樹民，〈元代脫思麻宣慰司吐蕃社會狀況略考〉，《西藏研究》，1998：4，拉薩，1988.11，頁45-49。
任樹民，〈明代松潘衛「番人」略考〉，《西藏研究》，2001：1，拉薩，2001.2，頁80-84。
呂士朋，〈明代西南地區統治政策之研究──從「土流合治」到「改土歸流」〉，《東海學報》，1992：33，臺中，1992.6，頁29-38。
吝成璋，〈明帝國松潘經略嬗變——以洪武朝為研究對象〉，《攀枝花學院學報》，35：3，攀枝花，2018.5，頁89-93。
何孝榮，〈論明武宗崇奉藏傳佛教〉，《世界宗教研究》，2010：2，北京，2010.4，頁61-68。
沈定平，〈明代宣德年間松潘藏族人民起義述論〉，《社會科學研究》，1984：4，成都，1984.8，頁79-82、89。
李國祁，〈明清兩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功能及其演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2：3（上），臺北，1972.7，頁139-187。
李龍華，〈明代的開中法〉，《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2，香港，1971.12，頁371-493。
杜常順，〈明正德至嘉靖中期在青海活動的蒙古部族〉，《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2，西寧，1989.7，頁113-118。
佘貽澤，〈明代之土司制度〉，收入包遵彭主編，《明代土司制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頁5-16。
邱仲麟，〈邊緣的底層：明代北邊守墩軍士的生涯與待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8：3，北京，2018.9，頁147-182、215-216。
胡簫白，〈明代中後期川西北地區的軍防系統與軍事改革〉，《民族研究》，2022：5，北京，2022.9，頁90-106。
胡簫白，〈土官政治與邊防機制：明代前期川西北地區的國家治理〉，《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9：1，西安，2024.1，頁36-45、68。
胡簫白，〈族類標籤與王朝拓邊：明代中後期川西北地區的社會分類和國家治理〉，《社會》，2024：1，上海，2024.1，頁126-148。
胡簫白，〈「真番不多，漢居其半」：明代中後期川西北地區的跨境流動、族群關系與國家治理〉，《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4，北京，2024.7，頁53-66、229。
耿少將，〈明代羌族地區兵備道考〉，《阿壩師範學院學報》，34：2，汶川，2017.6，頁20-23。
徐泓，〈明代中期食鹽運銷制度的變遷〉，《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1975：2，臺北，1975.6，頁139-164。
高春平，〈論明代的提刑按察使司〉，《晉陽學刊》，1992：3，太原，1992.6，頁92-97。
陳一石，〈有關金牌制的幾個問題——兼與左書諤解秀芬同志商榷〉，《民族研究》，1990：1，北京，1990.1，頁71-76。
陳文石，〈明代衛所的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8：2，臺北，1977.6，頁177-203。
陳宗祥，〈明季《松潘邊圖》初探——試證圖中黑人、白人為兩大部落群體〉，《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2，成都，1979.5，頁48-59。
陳梧桐，〈明人文集的史學價值〉，《明代研究通訊》，2000：3，臺北，2000.10，頁17-35。
陳婉瑩、史力柯，〈明清時期岷江上游地震時空分布特徵〉，《文史雜誌》，2023：3，成都，2023.5，頁72-76。
陳潘、彭陟焱，〈論明朝對川西北地區土司的層級管理與差序格局〉，《西藏研究》，2022：6，拉薩，2022.12，頁8-18。
陳慶英，〈明代甘青川藏族地區的政治述略〉，《西藏研究》，1995：2，拉薩，1999.5，頁28-37。
雀丹，〈瓦寺土司歷史沿革簡介〉，《中國藏學》，1994：4，北京，1994.11，頁120-125。
張哲郎，〈《新編明代總督．巡撫年表》松潘巡撫〉，收入何孝榮、龐乃明主編，《明清史探研：南炳文先生八秩華誕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頁442-449。
彭勇，〈明代旗軍經濟生活探研——以班軍為線索〉，收入田澍、王玉祥、杜常順主編，《第十一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頁163-174。
賀祥明，〈《明史．四川土司傳一．松潘衛》考誤〉，《牡丹江大學學報》，24：5（牡丹江，2015.5），頁34-36。
黃盛璋，〈清代四川西北省界及其引起的黃河流經四川問題〉，收入黃盛璋編，《歷史地理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363-390。
黃彰健，〈明史纂誤再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7下，臺北，1967.6，頁511-575。
鄒立波，〈歷史記載與祖源記憶——對瓦寺土司兩種祖源歷史文本的解讀〉，《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2，成都，2009.3，頁136-142。
鄒立波，〈明代川西北的衛所、邊政與邊地社會〉，《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7：1，拉薩，2012.3，頁102-107。
楊建新，〈明代中期「西海」蒙古述略〉，《青海社會科學》，1982：4，西寧，1982.8，頁96-104。
撰人不詳，〈松潘歷代民變簡表〉，《邊疆通訊》，1：7，重慶，1943，頁17-20。
蔡亞龍，〈明代設置的軍民指揮使司考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1：4，西安，2016.10，頁94-101。
蔡亞龍，〈明代軍民指揮使司建置標準考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3：1，西安，2018.1，頁66-76。
蔡亞龍，〈明代西南邊疆民族地區的靈活編民〉，《江西社會科學》，2022：6，南昌，2022.6，頁111-121。
劉振仁，〈明代軍事領導機制組成與變化之研究〉，《軍事史評論》，2006：13，臺北，2006.6，頁1-30。
賴銳，〈再議《松潘邊圖》中的「黑人」與「白人」〉，《形象史學》，2021：1，北京，2021.2，頁174-189。
謝國先，〈土司制度的根本性質：論多民族國家間接統治的必然性與普遍性〉，收入李朝暉、李世愉主編，《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論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28-44。
曠天全、黎小龍，〈明代松潘的「黑人」和「白人」〉，《民族研究》，2017：2，北京，2017.3，頁98-106、125-126。
譚其驤，〈釋明代都司衛所制度〉，收入譚其驤，《長水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150-158。
譚英華，〈明代西南邊疆之茶馬市易〉，收入吳智和主編，《明史研究論叢（第一輯）》，臺北：大立出版社，1982，頁593-612。
嚴耕望，〈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5，臺北，1964.9，頁301-319。
顧誠，〈明帝國的疆土管理體制〉，《歷史研究》，1989：3，北京，1989.6，頁135-150。
龔蔭，〈西南諸省土司設置及演變概說〉，《民族研究》，1993：1，北京，1993.1，頁49-58。
〔日〕佐久間重男，〈明代の茶業と国家統制〉，《北海道大学人文科学論集》，1962：1，札幌，1962，頁1-44。
〔日〕佐伯富，〈明清時代の民壮について〉，收入佐伯富，《中國史研究》第1冊，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會，1969，頁616-661。
〔日〕谷光隆，〈明代茶馬貿易の研究（上）：茶法を中心として〉，《史林》，49：5，京都，1966.9，頁83-101。
〔日〕濱下武志，〈亞洲地域史研究與地緣政治論再考〉，《新史學》，23：4，臺北，2012.12，頁1-5。
Morris Rossabi, “The Tea and Horse Trade with Inner Asia during The Ming,”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4:2, 1970, pp. 136-168.
Yu Wen (聞宥), “Black and White People in the Legends of The Kuang Yü T’u,” 《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9卷，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景印，1979，頁66-67。

四、學位論文
王蕾，〈明中央對川西北岷江上游藏區的治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朴永煥，〈漢藏茶馬貿易對明清時代漢藏關係發展的影響〉，成都：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
殷叔鵬，〈明代松潘衛研究〉，蘭州：西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康苗苗，〈明政府對川西羌族的管理及其關係研究──以洪武至萬曆年間為中心〉，重慶：重慶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郭書林，〈明代土兵述略〉，西寧：青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陳晨，〈明代松潘衛研究〉，西寧：青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陳曉敏，〈明代的土官與土司制度──以《土官底簿》之記載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賈霄鋒，〈藏區土司制度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劉振仁，〈明代總督巡撫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鍾振林，〈明朝四川政區建置沿革及管理模式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Xiaobai Hu (胡簫白), “Unruly Mountains: Competing Visions for China’s Inner Asian Highland, 1368–1600,” A Dissertation in History of PhD Degree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五、地圖及工具書
〔明〕繪者不詳，〈明繪四川省四路關驛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020801。
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4冊，北京：地圖出版社，1982。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5冊，北京：地圖出版社，1982。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7冊，北京：地圖出版社，1982。

六、網絡資源
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GMTED（全球多解析度地形高度資料）資料集2010年版」，網址：https://earthexplorer.usgs.gov/
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資料集第6版（2016）」，網址：https://chgis.fas.harvard.edu/data/chgis/v6/
美國國會（United States Congress），「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網址：https://www.loc.gov/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研究中心，「漢語多功能字庫」，網址：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chinaPlaces.php?pid=0722
國立公文書館，「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網址：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
國立故宮博物院，「古籍輿圖檢索系統」，網址：https://rarebooks-maps.npm.edu.tw/index.php
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網址：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