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天津條約》的簽訂使臺灣進入開港通商的歷史新頁，在此背景下，清朝與英國官員就開港設關如何具體實踐，在各國內部以及兩國之間都出現許多辯論與較量。本文注意到最初《天津條約》僅指出「臺灣府」及「淡水」應作條約口岸，而無「打狗」港；然而最終英國卻在打狗港設置英國領事館以及打狗海關。本文以打狗開港設關的過程為例，重新檢視臺灣條約口岸開設之原因，並將「開港通商」視為一段過程，梳理打狗成為條約口岸的各個階段，呈現一部動態的海關制度史。
打狗的開港實為清朝中央層級政府與地方官員之間為爭奪財政資源的結果。1860年後，清朝中央層級政府裡，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務實外交勢力崛起，為了開闢財源而開始重視關稅，對開港通商的態度轉為積極。在此背景下，1863年英國外交官員聯合中央層級政府及海關體系之洋人官員，促成臺灣增開口岸計畫，從條約原定的「臺灣府」及「淡水」兩口，以外口的名義增開「打狗」及「雞籠」兩口。清朝中央層級政府希望透過開辦新式海關以掌控臺灣關稅，而地方層級官員則希望透過開放打狗，暫緩臺灣府的開港。最後打狗海關於1864年開關啟徵。表面上看起來，中央層級政府在臺灣開港初期藉由新式海關的建立，似乎真的掌握了臺灣的關稅，但最遲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便因沈葆楨籌備海防而留用關稅，使關稅掌控權為地方官員所把持。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be the consideration of Takow as a treaty port and understand Taiwan’s goal to opening its door to foreign trade. When Treaty of Tientsin was signed in 1858, Taiwan started a new page in history as a member of treaty system.
The resistance of Taiwanfu being opened as a treaty port from local authority and demands of customs duties and tariff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allowed Takow to opened as a treaty port. It’s worth noting that Takow was only mentioned in the said treaty when the British Consulate and 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House were instituted in this city. After 1860, Prince Kung, Yixin became the most influential man in China as he regarded the customs duties and tariff from treaty ports as an important state revenue.Taiwan opened not only Taiwanfu and Tamsui (original treaty ports mentioned in the treaty) but also opened Takow and Keelung as treaty port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Qing took the establishment of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t Takow as a method to control the customs duties and tariff. But during 1874 when Japan invaded Taiwan, the customs duties and tariff of Taiwan was preserved as the coast defense funds. Since t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never obtained these funds.
As to the process of Takow becoming a treaty port, this study showed a dynamic institution history of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一、史料
中文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北京：中華書局，1979。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197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崑岡續修，《欽定大清會典》（光緒朝），臺北：臺灣中文書局，1963。
海關總署《中外舊約章大全》編纂委員會編，《中外舊約章大全》，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4。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北：遠流出版社；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08。
李丕煜主修，陳文達、李欽文、陳慧編纂《鳳山縣志》，臺北：文建會，2005。
陳培桂主修，楊浚編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 第172種，頁109-110。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臺北：文建會，2007。
陳壽棋，〈臺灣海口大小港到總圖〉，《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臺北：文建會，2007。
周凱，《廈門志》，臺灣文獻叢刊 第9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劉璈，《巡臺退思錄》，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2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 第30種，臺北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四國新檔 英國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四國新檔 美國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不著撰人，《臺灣府輿圖纂要》，臺灣文獻叢刊 第18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清季職官表查詢系統〉。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清代職官資料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人名權威檢索系統〉。

英文
The North China Herald
British Parliament Papers: China , Shannon, Ireland: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Foreign Office Archives. National Archives, U.K.
Jardine, Matheson, & Co. Archiv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Montgomery, Percy Hugh Seymour “Tainan, Decennial Report,1882-91,”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navigation,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Corea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882-1891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93). 收錄於《中國舊海關史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第152冊，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
吳松弟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史料（1860-194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二、中英文論著
（一）專書
1.中文專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硏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任智勇，《晚清海關再研究—以二元體制為中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12）。
吳學明主編，《普通高級中學 歷史 1》，（臺南：翰林出版社，2018，五版二刷）。
祁美琴，《清代榷關制度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臺北：知書房出版，1996）。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
《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林能士，《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第一冊》（臺南：南一書局，2017，五版）。
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邱濤，《咸同年間清廷與湘淮集團權力格局之變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倪玉平，《清代關稅：1644-1911年》（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編，《高雄市舊地名探索》（高雄：高雄市政府民政局，1983）。
許毓良，《清代臺灣的海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晚清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莊林麗，《清代臺灣道、臺灣道臺與臺灣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臺北：五南，2011）。
黃嘉謨，《美國與臺灣：一七八四至一八九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
湯象龍，《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1861-1910）》（北京：中華書局，1992）。
葉振輝，《臺灣清季開埠之研究》（臺北：標準書局，1985）。
葉振輝，《高雄市早期國際化的發展初探》（高雄 :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5）。
楊玉姿、張守真，《高雄港開發史》（高雄：高雄市文獻會，2008）。
趙淑敏，《中國海關史》（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
薛化元主編，《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第一冊》（臺北：三民書局，2017，四版）。
戴寶村，《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4）。
羅玉東，《中國釐金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原書成書於1936）。
龔李孟哲（David Charles Oakley）著，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編譯，《臺灣第一領事館：洋人、打狗、英國領事館》（高雄 : 高雄市文化局，2013）

2.英文專書
Bickers, Robert. 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Coates, Patrick Devereux The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Hong Kong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19-322.
Fairbank, John King.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Mayer, William Frederick, N.B.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A complete guide to the open ports of those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Peking, Yedo, Hongkong and Macao. Forming a guide book & vade mecum for travellers, merchants, and residents in general (London: Trübner and co., Paternoster Row,;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Swinhoe, Robert. Robert L. Jarman editi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1861-1960, Vol. I (Slough: Archive Editions, 1997).

3.翻譯專書
柯文（Paul 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達飛聲（James W. Davidson）著，陳政三譯註，《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臺南：臺灣史博物館；臺北：南天，2014）
額爾金（Earl of Elgin）著，沃爾龍德（Theodore Walrond）編，汪洪章、陳以侃譯，《額爾金書信和日記選》（上海：中西書局，2011）。
何偉亞（James L. Hevia）著，劉天路、鄭紅風譯，《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埃利松（Le Comte d’Herisson）著，應遠馬譯，《翻譯官手記》（上海：中西書局，2011）。
赫德（Robert Hart）著，凱瑟琳・布魯納（Katherine Bruner）等編，傅曾仁等譯，《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1854-1863》（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
赫德（Robert Hart）著，凱瑟琳・布魯納（Katherine Bruner）等編，陳絳譯，《赫德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赫德日記（1863-1866）》（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
馬士（H.B. Morse）著，張匯文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上海書店，2000）。
方德萬（Hans van de Ven）著，姚永超、蔡維屏譯，《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
村上衛著，王詩倫譯，《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福建人的活動與英國、清朝的因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栗原純著，徐國章譯，《日本帝國主義與鴉片：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濱下武志著，顧琳、馬克．塞爾登編；王玉茹、趙勁松、張瑋譯，《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二）期刊與論文
1.中文
朱瑪瓏，〈自由貿易、帝國與情報：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廣州紀事報》中的臺灣知識〉，《漢學研究》，32:2（臺北，2014.6），頁49-82。
吳密察，〈「歷史」的出現〉，收錄於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1997），頁1-21。
李佩蓁，〈制度變遷與商業利益―以中英商人在臺灣樟腦貿易的行動為中心 (1850-1868)〉，《新史學》，30:1（臺北，2019.3），頁1-53。
林文凱，〈晚清臺灣的財政——劉銘傳財政改革的歷史制度分析〉，《臺大歷史學報》，61（臺北，2018.6），頁341-392。
林文凱，〈再論晚清臺灣開港後的米穀輸出問題〉，《新史學》，22：2（臺北，2011.6）頁215-252。
林玉茹，〈由私口到小口：晚清臺灣地域性港口外貿易的開放〉，收錄於林玉茹如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1-33。
侯彥伯，〈任智勇，《晚清海關再研究：以二元體制為中心》〉，《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0（臺北，2013.6），頁171-178。
陳計堯，〈「條約港制度」下南臺灣與廈門的商品貿易與白銀流動（1863到1895年）〉，《歷史臺灣——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刊》（臺南，2014.6），頁5-36。
張守真，〈明鄭時期打狗史事初探〉，《高雄文獻》，32:33（高雄市，1988.1），頁1-19。
黃文德，〈台、港兩地圖書館館藏英國外交部檔案相關微卷之狀況及運用方法〉，《檔案與微縮》，75（臺北，2004.12），頁19-35。
葉振輝，〈英國外交部有關臺灣檔案簡介〉，《臺灣文獻》，36：3、4期合刊（臺北，1995.12），頁502-432。
楊護源，〈清代《臺灣府志》的纂修與綱目義例之比較〉，《臺灣文獻季刊》，58：4（臺北，2007.12），頁153-202。
劉翠溶，〈關稅與清季自強新政〉，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所所編，《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頁1005-1032。
羅志田，〈帝國主義在中國：文化視野下條約體系的演進〉，《中國社會科學》，2004:5（北京，2004.9），頁192-205。

2.英文
Bickers, Robert and Isabella Jackson, “Introduction: Law, Land and Power: treaty ports and concessions in modern China.”, Robert Bickers, and Isabella Jackson, eds. Treaty Ports in Modern China: Law, Land and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1-42.
Chan, Kai Yiu（陳計堯）, “The Changing Society of Anping and Takow, 1683-1894,” pp. 163-226. 收錄於鄭永常編，《東亞海域網絡與港市社會》（臺北：里仁出版社，2015）。
Fix, Douglas. “The 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rginal Man in Treaty Port Xiamen,” Robert Bickers, and Isabella Jackson, eds. Treaty Ports in Modern China: Law, Land and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158-178.
Fix, Douglas. “Charting Formosan Waters: British Surveys of Taiwan’s Ports and Seas, 1817-1867,” Chinese Studies, 32:2 (Taipei: 2014.6), pp. 7-48.
Gallagher, John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6:1 (1953), pp. 1-15.
Hall, Philip B. “Robert Swinhoe (1836-1877), FRS, FZS, FRGS: A Victorian Naturalist in Treaty Port Chin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53, No. 1, March 1987, pp. 37-47.
Johnstone, William 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atus of Foreign Concessions and Settlements in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1, No. 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37.10), pp. 942-948.

3.翻譯
費正清（J. K. Fairbank）著，〈條約體制的建立〉，收錄於費正清編，《劍橋中國史 晚清篇1800-1911（上）》（臺北：南天書局，1987）。
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如果出版、大雁文化，2006）。
郭廷以、劉廣京著，陳能治譯，〈自強運動：西洋記憶的追求〉，收錄於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
郝延平、王爾敏著，吳文星譯，〈中國的中西關係觀念之演變，1840-1895〉，收錄於費正清編《劍橋中國史 晚清篇1800-1911（下）》（臺北：南天書局，1987）。

4.學位論文
張舜華，〈臺灣官制中「道」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1980。
張安理，〈郇和及其博物學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臺北，2020。
郭義得，〈清代閩海常關組織與職能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臺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