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河地區的研究不多，一般研究者皆在研究內蒙古時會提到熱河，或者在東北的區域研究中提及，可以說熱河地區的歸屬問題分界並不很明顯。這實在是由於現今中共行政區劃和清代時期不同所致。在清代熱河地區的範圍上，中共三分之，東部屬遼寧省，南部屬河北省，北部屬內蒙古地區，這種分割反映了經過了有清一代的發展，熱河地區並沒有建立其整體區域意識，雖然在清末有設省之議以及民國十七年成立了熱河省，但這個想統合一地域設省的作法是因政治因素等，由上而下的作法，並非由下而上的區域鄉土意識的建立而來。反映了熱河地區內部是有許多問題無法整合，而使現今的行政區劃一分為三的情況出現。然而在清代前期因許多因素作用在熱河地區上，從其發展脈絡來看，確實是朝著設省這一腳步而行，不管朝廷有意或無意，事實上發展就是如此。
清代熱河地區最為特殊之處，即在於其為清初諸帝塞外巡幸之所在。這種特殊的政治活動幾乎每年皆舉行，據統計每年有三到五個月的時間，皇帝是在熱河地區處理政務。而在中央集權的傳統政治下，皇帝是權力的中樞，其所居地即為首都或政治地位重要之地，每當皇帝巡幸熱河時，可說是整個中央機構重要官員隨皇帝遷至熱河地區，此時熱河地區就成了全國政務處理中心，政令決策出於熱河。令人不禁想問，為何選熱河這一區域作為北巡所在？北巡的內容為何？和東巡、南巡有何不同？北巡對熱河地區的影響是怎樣？這種政治性的作用，對熱河一地原為蒙古游牧地的日後發展起了怎樣的作用？
從史實的發展，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熱河地區的發展和當時許多邊疆地區的發展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東北的開發，內蒙古河套地區的開發，新疆的開發，西南四川、雲南、貴州的開發，台灣的開發等，其開發模式不外乎是大量漢人移入，原住民和移居民之間漸生摩擦，為管理這些衝突的情況，朝廷設官治理，剛開始時大致是設立一些過渡性、臨時性的組織，例如廳的設立，後漸往州縣制過渡。而不論是內地化或是土著化，就行政區劃而言，皆是州縣化，各地雖有個別差異，但大體循此州縣化進行，熱河地區的發展亦不例外。然而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熱河地區的政治性在其區域發展之初即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種政治性格強烈的區域發展是其它區域發展所沒有的，或者可說熱河地區的發展其政治作用力大於其它邊疆發展情形。因此，就像其它的邊疆開發一樣，熱河地區的經濟發展以及相應的官府組織的設立，和巡幸活動所帶來的強烈政治性之間關係為何？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上述政治力作用下的經濟與制度特色，隨著時間的推移，對熱河地區的社會起了怎樣的作用？藉由熱河地區嘉道咸同光時期的案件分析，來了解當時的熱河地區社會出了什麼問題？這些問題和經濟、制度間的連繫度如何？把當時熱河案件大別為社會案件和政治案件二大類。其間分野即在於尋常社會間的衝突和結黨立會有反官的舉動，這樣分類的目的在於易於釐清整個案件的頻度和強度是否有增強趨勢。由社會衝突演變為政治衝突，並且對照之前經濟和制度特色是否反映在地方案件之中。
總而言之，本論文的章節架構是先指出熱河地區政治活動的緣起，其次為政治活動的內容為何，偏重於對熱河地區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因素，再次為著重在政治性影響下的熱河地區經濟和制度發展樣貌，以期明瞭其特色及限制性為何。最後，藉由案件的分析試圖了解社會和經濟、制度發展間的關係，著重在熱河的社會方面。然而，在討論一地域的發展，其牽動層面非常的廣泛，切入點的不同常會有不同的論述出現，千絲萬縷，頭絮紛雜，本文基本上是由政治面向切入，由政治導引出的相關問題，就其較明顯且影響重大者為論述範圍，至於其它面向的論述，精彩可期之處必定不少，但如無關本文所要探究問題之內，無關宏旨之處只好割愛。

一、檔案資料
《上諭檔》，台北，故宮博物院館藏。
《月摺檔》，台北，故宮博物院館藏。
《外紀檔》，台北，故宮博物院館藏。
《軍機處檔‧月摺包》，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台北，故宮博物院館藏。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台北，故宮博物院館出版。
《宮中檔道光朝奏摺》，台北，故宮博物院館藏。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台北，故宮博物院館藏。
《起居注冊》，台北，故宮博物院館藏。
《熱河奏稿》，台北，故宮博物院館藏。
〈咸豐末年清廷鎮壓朝陽地區人民起事史料續編〉，收於《歷史檔案》，1995年第4期。
〈咸豐末年清廷鎮壓朝陽地區人民起義史料〉，收於《歷史檔案》，1987年第2期。
〈朝陽金丹道教起義史料〉，收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9月，第12輯，頁235～403。
《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6月。
《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8月。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10月。
《清代起居注冊．同治朝》，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72年。
《清代起居注冊．道光朝》，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74年。
《清代起居注微卷》，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攝製。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
1998年12月。
水力電力科學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編，《清代海河、灤河洪澇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王之相、劉澤榮編譯，《故宮俄文史料》，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民國58年12月。
張偉仁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民國75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198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二、官書典籍
雍正朝《大清會典》，收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79輯，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84年7月。
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9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3月。
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收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4輯，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80年5月。
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收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70輯，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81年4月。
光緒朝《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4月。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每冊出版年份不同，詳見各當頁註）
《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四冊縮印本，1998年1月。
《清朝文獻通考》，台北，新興書局，民國52年10月。
阿桂等纂修《八旬萬壽盛典》，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3月，第660冊。
《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3月，第454冊。
光緒朝《畿輔通志》，台北，華文出版社，民國57年。
和珅，《欽定熱河志》，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55年6月。
海忠，《承德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國57年3月。
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收於《清代理藩院資料輯錄》，蘭州，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中心，1988年10月。
《總管內務府現行條例（廣儲司）》，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86輯，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61年12月。
玄燁，《聖祖仁皇帝御製親征朔漠紀略》，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54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3月。
玄燁，《庭訓格言》，收於《叢書集成續編》第60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民國78年7月。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二冊縮印本，1997年11月。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0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3月。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4月。
朴趾源，《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12月。
吳振棫，《養吉齋叢錄》，《養吉齋餘錄》，收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2輯，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57年5月。
吳錫麒，《熱河小記》，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六秩，民國51年。
李調元，羅煥章主編，陳紅、杜莉注釋，《李調元詩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3月。
汪灝，《隨鑾紀恩》，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一帙，民國51年。
祁韻士，《皇朝藩部要略》，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54年12月。
阿．馬．波茲德耶夫著，張夢玲、鄭德林、盧龍、孟蘇榮、劉漢明譯，《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
俞正燮，《癸巳存稿》，收於《叢書集成新編》第14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民國74年。
哈達清格，《塔子溝紀略》，台北，廣文書局，民國57年5月。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收於《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
昭槤，《嘯亭雜錄》，《嘯亭續錄》，收於《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
柳得恭，《灤陽錄》，收於《叢書集成續編》第239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民國78年7月。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收於《筆記小說大觀》，28編，台北，新興書局，民國68年7月。
馬戛爾尼，劉復譯，《乾隆英使覲見記》，收於《中國史學叢書》續編，第23冊，台北，學生書局，民國62年9月。
張廷玉，《澄懷園文存》，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52輯，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59年7月。
張穆，《蒙古游牧記》，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54年12月。
梁份，趙盛世等點校，《秦邊紀略》，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
斯當東，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香港，三聯書店，1994年4月。
閔鎮遠，《燕行錄》，收於《燕行錄選集》下冊，漢城，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62年。
楊天在，《避暑山莊碑文釋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8月。
嘉木央．久麥旺波著，許得存、卓永強譯，祁順來、李鐘霖校，《六世班禪洛桑巴丹益希傳》，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
齊敬之，《外八廟碑文譯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
談遷，《北游錄》，收於《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
蕭奭，《永憲錄》，收於《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
薩囊徹辰著，道潤梯步譯校，《新譯校注蒙古源流》，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魏源，《聖武記》，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55年10月。
三、專書著作
《山莊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8月。
《中國北方民族關係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7月。
《中國歷史大辭典．民族史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年12月。
《中華文明史》，第九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
《國史史料學》，台北，崧高書社，民國74年。
《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呼和浩特市，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3年8月。
Phitip Foret , Marking the manchu handscape at Chengde （清朝的風景大事在承德），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1993年。
刁書仁、衣興國，《近三百年東北土地開發史》，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承德市文物局編《承德避暑山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天津大學建築系、承德市文物局編，《承德古建築》，香港，香港生活讀書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2年7月。
孔飛力著，陳兼、劉昶譯，《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1月。
王戎笙主編《清代全史》第二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
王戎笙主編《清代全史》第四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王佩環主編《清帝東巡》，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8月。
王俊中，《政教間的合作與糾結：明末清初西藏格魯派掌權過程中的藏、蒙、滿洲關係之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6年6月。
王思治，《塞上江南．避暑山莊與外八廟》一書的標題可見學者有以是名稱之者。（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民國89年2月。
王淑雲，《清代北巡御道和塞外行宮》，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89年12月。
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著，中國人民大學俄語教研室譯，《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1619～1792）》，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
白晉著，馬緒祥譯，《康熙帝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8月。
伊．亞．茲拉特金著，馬麗曼譯，《準噶爾汗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12月。
伊茲勃蘭特．伊台斯、亞當．勃蘭德，《俄國使團使華記（1692～1695）》，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6月。
成崇德，《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邊疆民族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6月。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鄭明萱譯，《盜匪：從羅賓漢到水滸英雄》，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4月。
吳正心，《清代廳制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4年。
李洵、薛虹主編《清代全史》，第一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
李福清，《關公傳說與三國演義》，台北，雲龍出版社，1999年8月。
杜家驥，《清皇族與國政關係研究》，台北，五南出版社，民國87年10月。
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8月。
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6月。
周遠廉等著，《乾隆皇帝大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林建發，《近代中國東北社會中的鬍匪（一八六○～一九三○）》，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8年6月。
林輝，《清朝內蒙古放墾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9年6月。
祁美琴，《清代內務府》，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6月。
宓汝成主編《清代全史》，第八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柯文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韋慶遠、葉顯恩主編《清代全史》第五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徐浩，《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6月。
袁森坡，《康雍康經營與開發北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12月。
馬大正，《邊疆與民族——歷史斷面研考》，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
張心愷，《明清時代蒙學施教所啟導之文化典範與應世智能》，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8年6月。
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張羽新，《避暑山莊的造園藝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1月。
張晉藩，《清朝法制史》，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2月。
張啟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4年11月。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畢梅雪、侯錦郎著，《木蘭圖》，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71年1月。
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72年12月。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71年6月。
許倩倫，《清代東北封禁政策之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8年6月。
郭廷以，《俄帝侵略中國簡史》，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72年9月。
郭松義主編《清代全史》，第三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
陳又新，《清朝前期經營西藏之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民國87年7月。
陳樺，《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經濟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6月。
博海波、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8月。
喬志強編《中國近代社會史》，台北，南天出版社，1998年6月。
復旦大學歷史系沙俄侵華史編寫組，《沙俄侵華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斯塔文夫理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1月。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4年9月。
馮爾康，《清史史料學》，台北，商務印書館，1993年。
馮爾康，《雍正傳》，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10月。
黃麗生，《由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世紀中至20世紀初）》，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民國84年12月。
楊珍，《康熙皇帝一家》，台北，遠流出版社，1999年12月。
溫順德，《清代乾嘉時期關內漢人流移東北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7月。
葛斯頓．加恩著，江載華譯，《早期中俄關係史（1689～1730）》，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1月。
趙雲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11月。
劉潞，《清代皇權與中外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年11月。
鄭天挺，《清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盧明輝，《清代北部邊疆民族經濟發展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
任繼愈、杜繼文編《佛教史》，台北，曉園出版社，1995年1月。
盧明輝主編《清代北部邊疆民族經濟發展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
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1月
羅運治，《清代木蘭圍場的探討》，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78年5月。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出版社，第一、二冊，1985年10月。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出版社，第三、四、五、七冊，1982年10月。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出版社，第六冊，1989年6月。
四、期刊論文
Richard Shek , The Revolt of the Zaili , Jindan Sects in Rehe(Jehol) , 1891 , Modern China April 1980 , pp.161～196。
刁書仁，〈論乾隆朝蒙地的封禁政策〉，《明清東北史研究論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12月，168～176。
公孫訇，〈關於1891年熱河東部人民起義〉，《河北學刊》，1992年第6期，頁79～85。
王玉海，〈清代內蒙古東部農村的地東〉，《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頁29～37。
王玉海，〈清代內蒙古東部蒙旗開墾中的攬頭〉，《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頁33～39。
王玉海，〈清代內蒙古農業村落的形成和特點〉，《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頁28～35。
王玉海，〈清代熱河蒙旗的地契及其所反映的租佃關係〉，《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頁17～28。
王汎森，〈汪悔翁與《乙丙日記》——兼論清季歷史的潛流〉，《東亞近代思想與社會——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年11月，頁299～314。
王玲，〈承德的歷史發展與北京的政治社會淵源〉，《河北學刊》1986年第2期，頁32～36。
王棟譯，〈蒙古事件〉，《近代史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總82號，頁159～170。
全漢昇，〈清代的人口變動〉，《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新亞書院，1972年8月，頁583～624。
何淑宜，〈一八九一（光緒十七年）熱河東部金丹教、在理教的反教事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史耘》第三、四期，1998年9月，頁165～179。
佐滕公彥，〈1891年熱河的金丹道峰起〉，《東洋史研究》43卷2號，1984年，頁37～71。
宋培效，〈避暑山莊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承德民族師專學報》，1995年第3期，頁78～81。
李國祁，〈明清兩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功能及其演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民國61年12月，頁139～187。
李維菁，〈清宮秘藏昨開箱，皇室光華引讚嘆〉，《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九日，11版。
李輔斌，〈清代直隸山西口外地區農墾述略〉，《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1期，頁211～226。
李輔斌，〈清代直隸山西棉花種植和蠶桑業的變化及分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4期，頁55～65。
李輔斌，〈清代直隸地區的水患和治理〉，《中國農史》，1994年第4期，頁94～99。
杜江，〈清帝夏宮——承德避暑山莊與外八廟〉，收於《清宮秘藏——承德避暑山莊藏傳佛教文物展圖錄》，台北，觀想文物藝術有限公司，1999年1月，書首解說文。
邢亦塵，〈試析旅蒙商業的宏觀經營〉，《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頁57～62。
孟昭信，〈康熙皇帝與避暑山莊〉，收於《山莊研究》，北京，祡禁城出版社，1994年8月，頁20～29。
況浩林，〈評說清代內蒙古地區墾殖的得失〉，《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頁46～53。
哈斯達賴，〈清封禁蒙古的幾個不同層次及其目的〉，《內蒙古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頁39～44。
烏雲格日勒，〈清末內蒙古的地方建置與籌劃建省「實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頁15～22。
烏雲格日勒，〈略論清代內蒙古的廳〉，《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頁99～104。
烏蘭少布，〈熱察綏行省的設置及其對內蒙古政治的影響〉，《內蒙古社會科學》，1985年第3期，頁56～60。
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宮的由來與承德避暑山莊的發展過程〉，《清史論叢》，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86～319。。
袁森坡，〈清初內蒙古東部地區的兩條交通線〉，中國蒙古學會編《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1983）》，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頁281～290。
袁森坡，〈塞外承德森林歷史變遷的反思〉，《河北學刊》，1986年第2期，頁26～31。
袁森坡，〈試論康雍乾時期北疆的官營牧場〉，《清史論叢》，第八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6月，頁98～108。
袁森坡，〈察哈爾蒙古初探〉，《中國民族史研究》，第一輯，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年11月，頁89～118。
馬汝珩、成崇德，〈康乾時期人口流動與長城邊外開發——兼論避暑山莊興建的社會條件〉，《山莊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8月，頁267～285。
馬楚堅，〈清代內蒙古台站路線之創置〉，《明清邊政與治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頁278～317。
馬麗曼，〈評噶爾丹與俄國的關係〉，收於《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1980）》，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頁256～262。
商鴻逵，〈康熙和木蘭圍場〉，《東北地方史研究》，1986年第3期，頁53～57。
張占生，〈清代大蒙古包宴〉，收於《山莊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8月，頁107～120。
張永江，〈論清代漠南蒙古地區的二元管理體制〉，《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頁29～40。
張羽新，〈再論避暑山莊的歷史價值〉，《山莊研究》，頁159～181。
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代序）〉，《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民國72年，頁1～19。
張崗，〈清代北方流民對直隸口外的開發〉，《河北學刊》，1986年第3期，頁24～30。
莊吉發，〈如意呈祥〉，《清史拾遺》，台北，學生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三月，頁248～258。
莊吉發，〈清太祖太宗時期滿蒙聯姻的過程及其意義〉，《清史論集（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86年12月，頁277～302。
莊吉發，〈清代的捕快和刑罰〉，《清史拾遺》，台北，學生出版社，頁304～310。
莊吉發，〈清初諸帝的北巡及其政治活動〉，《清史論集（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86年12月，頁235～276。
莊吉發，〈策馬長城外——蒙古滿洲的馬政〉，《清史拾遺》，台北，學生出版社，頁149～157。
莊吉發，〈義結金蘭四海皆兄弟〉，《清史拾遺》，台北，學生出版社，頁311～360。
莊吉發，〈廓爾喀之役與藏傳佛教的改革〉，《清史論集（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頁303～334。
莊吉發，〈關於雍正皇帝繼位的傳說〉，《清史拾遺》，台北，學生出版社，頁36～47。
郭松義，〈清代人口流動與邊疆開發〉，《清代邊疆開發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0年，頁10～51。
郭松義，〈清代北方旱作區糧食生產〉，《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1期，頁22～44。
郭松義，〈清代的人口增長和人口流遷〉，《清史論叢》，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4月，頁103～138。
郭冠連，〈蒙漢文化交流的傑出代表——喀喇沁．卜彥畢勒格圖及其業績〉，發表於「蒙古民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學術會議」，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未刊稿。
陳育寧，〈近代內蒙古的移民實邊及其影響〉，《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頁6～11。
景愛，〈清代木蘭圍場的交通〉，《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3期，頁181～222。
馮爾康，〈論道光朝社會問題〉，收於《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06～320。
黃崇文，〈須彌福壽之廟的建立及其歷史意義〉，《西藏研究》，1989年第3期，頁80～83。
敬知本，〈試論一八九一年熱河東部人民大起義〉，《社會科學研究》，1984年第2期，頁83～90。
楊天在，〈承德開發探微〉，北京，祡禁城出版社，1994年8月，頁309～322。
楊伯達，〈《萬樹園賜宴圖》考析〉，《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4期，頁3～21。
賈寧，〈美國史學界關於清代早期邊疆研究的新發展〉，《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頁104～108。
榮麗貞，〈略述阿勒坦汗〉，收於《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1980）》，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頁228～239。
聞性真，〈康熙與農業〉，《故宮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頁20～30。
趙雲田〈明清政府對蒙古、東北封禁政策的變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3期，頁20～27。
齊木德道爾吉，〈1640年以後的清朝與喀爾喀的關係〉，《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頁12～20。
劉玉文，〈康熙皇帝與避暑山莊——讀清聖祖《御制避暑山莊記》札記〉，《清史研究》，1998年2期，頁115～119。
劉克祥，〈清代熱河、台灣永佃制度比較研究〉，《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頁1000～1014。
劉克祥，〈清代熱河的蒙地開墾和永佃制度〉，《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頁49～69。
劉潞，〈清太祖太宗時期滿蒙婚姻考〉，《清代皇權與中外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年11月，頁150～210。
蔡志純，〈試述清末蒙古地區的移民實邊政策〉，《西北史地》，1988年第4期，頁111～117。
衛今、黎工，〈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與發展的歷史見證——承德避暑山莊和外八廟〉，《文物》，1974年12期，頁1～10。
鄭克晟，〈讀朴趾源《熱河日記》〉，《山莊研究》，北京，祡禁城出版社，1994年8月，頁30～41。
閻崇年，〈康熙皇帝與木蘭圍場〉，《故宮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2期，頁3～13。
戴逸，〈應該建立”避暑山莊學”〉，承德避暑山莊研究會編《避暑山莊論叢》，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12月，頁5～10。
顧奎相，〈清末金丹道教起義初探〉，《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2期，頁4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