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於1895年被納入日本帝國的版圖之後，被賦予向南方擴展勢力的「據點」地位。作為殖民機關的臺灣總督府，亦以此為己任，透過「南支南洋」政策實踐日本的「南方關與」。本文以荷屬東印度為中心，探討總督府的實際作為與歷史意義。以調查事業而言，除了思考如何使日本人利用南洋的資源之外，其性質亦是延續自日治初期以來，總督府學習熱帶產業知識的南洋考察。兩者在人事上具有以總督府技術官僚為核心的「承繼性」，調查目的皆是以「開發臺灣」為目標。1935年，為了達到臺灣農業的「立體化」以應備當時的國際局勢，調查的成果在「熱帶產業調查會」得到實踐。由此，南洋調查事業所呈現的意義，乃是同為熱帶地區的殖民地，「後進」的臺灣向南洋學習「先進」的熱帶產業知識。
以補助事業而言，1914-1929年間的補助，是在「大正南進期」的風潮下進行，多數事業為草創期，同時遭遇經濟衰退以致成效不佳，其意義在於總督府「南方關與」的嘗試，欲協助日本人建立在南洋的根基；1929年後的補助，以「國益」為出發點，為的是因應「經濟大蕭條」所造成日本人事業的困境，企業性質為已在南洋具備基礎者，補助的結果使多數企業度過困境，維持日本人在荷印的經營。由此，此時期的政策，具有日本帝國向南方拓展的「帝國門戶」之意義。
除了上述，總督府亦藉由南洋的臺灣關係者——堤林數衛——之人脈網絡，達成「南方關與」的目的。首先，堤林數衛透過臺灣籍民郭春秧家族，奠定在三寶壟的事業根基，體現具日本國籍與華商身分的臺灣籍民之「中介」作用；再者，堤林數衛所參與的南洋倉庫、華南銀行，以及其在荷印禁止輸入臺灣包種茶事件中的交涉角色，呈現總督府利用南洋當地人脈協助政策的推行。最後，堤林數衛對於臺灣銀行、華南銀行的資金貸款交涉事例中，可以看到與總督府相關聯的銀行機關，成為推動「南方關與」時主要的資金來源。

After Taiwan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Japanese Empire's territory in 1895, it was positioned as an "base" for southward expansion. As a colonial authority,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 also took this as its mission, implementing Japan's "Southern Involvement（南方關與）" through its "South China and South Seas" Polic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utch East Indies, discussing the actual actions of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investigative projects, in addition to considering how to enable the Japanese to utilize the resources of the South Seas, its nature also continued the Governor-General's exploration of tropical industry knowledge in Southeast Asia, which dates back to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Both aspects shared a "continuity" in personnel, with the technical bureaucrats of the Governor-General at their core, and the purpose of the investigations was to serve the goal of "developing Taiwan." In 1935, to prepare for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t the time and to achiev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aiwan's agriculture, the findings of these investigations were put into practice through the "Tropical Industry Research Association（熱帶產業調查會）." Thu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outheast Asia investigation lay in the fact that Taiwan, a " less developed" tropical colony, was learning " developed" tropical industry knowledge from Southeast Asia.
In terms of subsidy project, the subsidies between 1914 and 1929 were carried out during the "Taishō Southern Expansion Period（大正南進期）." Most of these projects were in their early stages and faced poor outcomes due to the economic recess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efforts lay in the Governor-General's attempts at "Southern Involvement," aiming to assist the Japanese in establishing a foothold in Southeast Asia. The subsidies after 1929 we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 and were intended to addres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Japanese businesses due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target enterprises were those that already had a foundation in the Southeast Asia. The outcomes of the subsidies allowed most companies to overcome the crisis and maintain Japanese operations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Therefore, the subsidy project during this period held the significance of being the "Imperial Gateway（帝國門戶）" for Japan's southward expansion.
Aside from the above, the Governor-General also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e "Southern Involvement" through the personal network of Tsutsumibayashi Kazue（堤林數衛）, a Southeast Asia -based figure with connections in Taiwan. First, Tsutsumibayashi established a business foundation in Semarang through the Kwik Djoen Eng（郭春秧） family, overseas Taiwanese of Chinese merchant, demonstrating the "intermediary" role played by overseas Taiwanese who held Japanese nationality and Chinese merchant status. Furthermore, Tsutsumibayashi 's involvement in The Southern Warehouse Company Limited（南洋倉庫）, The South China Bank（華南銀行）, and his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cident involving the ban on importing Taiwanese Pouchong tea illustrate how the Governor-General leveraged local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to facilitate its policies. Lastly, in Tsutsumibayashi's negotiations for loan funds with the Taiwan Bank and the South China Bank,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banking institu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became the primary financial sources driv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outhern Involvement".

一、文獻史料
（一）機關檔案
1.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
2.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大東亜戦争関係一件／占領地行政関係／各種指令集　第二巻》
《本邦会社関係雑件》
《本邦漁業関係雑件　第一巻》
《在外公館他官庁間直接通信関係雑件》
《在外本邦人ノ企業関係雑件　第一巻》
《宣伝関係雑件／嘱託及補助金支給宣伝者其他宣伝費支出関係》
《南洋ニ於ケル邦人企業関係雑件　第二巻》
《昭和財政史資料第1号第98冊》
《昭和財政史資料第5号第165冊》
《欧州戦争ノ経済貿易ニ及ホス影響報告雑件／独、支、蘭、丁、亜、暹、智、墨、西、玖馬、巴奈馬、白、波斯、南阿、羅、輸出入禁制品ニ関スル件　第三巻》
3. 企業史料統合データベース
スマトラ護謨拓殖株式會社《營業報告書》
大和護謨栽培株式會社《事業報告書》
東印度起業株式會社《營業報告書》
南洋倉庫《營業報告書》
南洋商會《決算報告書》
南國護謨株式會社《事業報告書》
華南銀行《營業報告書》
（二）報刊雜誌
《府報》
《內外情報》
《支那及南洋情報》
《南支那及南洋情報》
《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書》
《南洋及日本人》
《南洋日日新聞》
《新嘉坡日報》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時報》
（三）出版品
ジャガタラ友の会編，《ジャガタラ閑話：蘭印時代邦人の足跡》，東京：ジャガタラ友の会，1978。
山田秀雄編，《茶樹栽培試驗場第六報告（大正四年）》，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6。
日本學術振興會編，《全国學會協會要覽》，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37。
中瀨拙夫編，《臺灣茶檢查所第一年報（大正十二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1924。
矢內原忠雄著（1929），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4。
矢內原忠雄編，《新渡戶博士植民政策講義及論文集》，東京：岩波書店，1943。
田代安定，《恒春熱帯植物殖育場事業報告　第一輯》，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1。
田代安定，《恒春熱帯植物殖育場事業報告　第二輯》，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1。
田代安定，《恒春熱帯植物殖育場事業報告　第三輯》，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2。
田代安定，《恒春熱帯植物殖育場事業報告　第四輯》，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2。
田代安定，《恒春熱帯植物殖育場事業報告　第五輯　事歷部　上卷》，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5。
江川俊治，《南洋研究叢書　第三篇　ハルマヘイラ島生活》，東京：南洋協會，1921。
池田宣政著，結城健三編，《翼賛叢書　第六輯　南洋開拓の先驅者堤林數衛》，山形：大政翼賛會山形縣支部，1944。
吉田碩造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甘蔗品種改良ニ關スル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2。
名倉喜作編，《臺灣銀行四十年誌》，臺北：株式會社臺灣銀行，1939。
社團法人南洋栽培協會編，《昭和九年度業務報告書》，東京：社團法人南洋栽培協會，1935。
金平亮三，《南洋諸島視察復命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14。
金平亮三，《錫蘭、英領印度及爪哇の林業》，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2。
金平亮三，《熱帶有用植物誌》，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6。
松岡正男著，臺灣總督府編，《對南洋貿易に就て　附　臺灣包種茶に就て》，臺北：臺灣總督府，1914。
松尾音治郎著，農商務省商務局商事課編，《南洋の產業及其富源》，東京：北文館，1912。
拓務省拓務局編，《南洋栽培事業要覽（昭和九年版）》，東京：拓務省拓務局，1935。
芳賀鍬五郎，《世界に於ける蓖麻產業》，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5。
保利木吉，《蘭領東印度ノ貿易及海運》，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通信局，1915。
南洋倉庫株式會社編，《南洋倉庫株式會社十五年史》，神戶：南洋倉庫株式會社，1936。
南洋經濟研究所編，《南洋關係文化經濟團體要錄　昭和13年度版》，東京：南洋經濟研究所，1938。
帝國水產會編，《帝國水產會沿革誌（創立二十周年記念）》，東京：帝國水產會，1943。
宮川次郎，《蔗農讀本　栽培篇》，臺北：臺灣糖業研究會，1927。
根本榮次郎口述，小西干比古編，《臺灣銀行南方進出盛衰記》，東京：財團法人南洋經濟研究所，1942。
堀口昌雄，《南洋協會二十年史》，東京：南洋協會，1935。
森下薰，《英領印度、馬來半島及爪哇に於けるマラリア特に其防遏作業及組織竝に研究機關》，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9。
菅井博愛，《臺灣甘蔗栽培法》，東京：警醒社書店，1911。
稅所重雄著（1925），吳萬煌譯，《臺灣菸草栽培變遷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華南銀行編，《蘭領東南ボルネオニ於ケル邦人事業（二）　コタバル及サマリンダ地方》（華銀調書：17號），臺北：株式會社華南銀行，1930。
華南銀行編，《爪哇ケデリー州ニ於ケル古々椰子製油事業》（華銀調書：28號），臺北：株式會社華南銀行，1931。
華南銀行編，《スマトラ護謨拓殖株式會社園ノ現況及之ガ對策》（華銀調書：40號），臺北：株式會社華南銀行，1932。
華南銀行編，《比律賓に於ける邦人事業調查》，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32。
華南銀行編，《南国護謨園ノ現況ト附近経済事情》（華銀調書：42號），臺北：株式會社華南銀行，1932。
華南銀行編，《馬來半島柔佛河沿岸ニ於ケル邦人ノ事業（中部篇　其ノ三）：南洋護謨株式會社ノ卷》（華銀調書：55號），臺北：株式會社華南銀行，1933。
華南銀行編，〈新嘉坡に於ける邦人水產業　附　馬來半島に於ける各種漁業〉，收於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編，《南洋水產資源　第四卷》，臺北：南洋協會臺灣支部，1934，頁257-285。
臺灣銀行編，《南洋諸地域ニ於ケル臺灣銀行ノ使命ト其ノ事蹟》，臺北：株式會社臺灣銀行，1942。
臺灣銀行調查課編，《自當行創立當時至大正十五年調查物目錄（調查課保管ノモノ）》，臺北：臺灣銀行調查課，1940。
臺灣銀行總務部調查課編，《南洋調查報告書》，臺北：臺灣銀行總務部調查課編，1916。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臺灣茶ニ關スル調査》，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6。
臺灣總督府官房外事課編，《南洋各地邦人栽培企業要覽　附　南洋邦人林・鑛・水產業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外事課，1935。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椰子ノ栽培及ビ其ノ利用》，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1。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支那の糖業》，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2。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爪哇ニ於ける邦人事業調查》，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31。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サイザルヘンプ」ニ関スル調査資料》，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4。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蔗苗養成所事業報告（大正十二年）》，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3。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編，《熱帶產業調查會：林業ニ關スル調查書　第一卷》，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1935。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編，《熱帶產業調查會：林業ニ關スル調查書　第二卷》，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1935。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編，《熱帶產業調查會：林業ニ關スル調查書　第三卷》，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1935。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工商課編，《南洋ニ於ケル邦人ノ企業》，臺北：臺灣總督府，1918。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工商課編，《自大正四年　南支南洋邦人助成事業總攬》，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工商課，1935。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編，《熱帶產業調查會：糖業ニ關スル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1935。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編，《熱帶產業調查會：鳳梨產業ニ關スル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1935。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編，《熱帶產業調查會：バナナ產業ニ關スル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1935。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編，《熱帶產業調查會：柑橘產業ニ關スル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1935。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編，《熱帶產業調查會調查書　茶業ニ關スル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1935。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編，《熱帶產業調查會調查書：珈琲》，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1935。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編，《熱帶產業調查會調查書：黃麻》，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1935。
臺灣總督府編，《臨時產業調查會答申書　臺灣產業計畫說明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30。
臺灣總督府編，《熱帶產業調查會答申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35。
臺灣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會編，《臺灣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會概況報告書》，臺北：臺灣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會，1936。
德富猪一郎，《臺灣遊記》，東京：株式會社民友社，1929。
櫻井芳次郎，《南支南洋鳳梨事業》，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8。
二、專書論著
（一）中日文專書
片岡千賀之，《南洋の日本人漁業》，東京：同文館，1991。
平井健介，《砂糖の帝国：日本植民地とアジア市場》，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7。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東京：株式会社千倉書房，2009。
河原林直人，《近代アジアと台湾―台湾茶業の歴史的展開―》，京都：世界思想社，2003。
近藤正己，《総力戦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
後藤乾一，《東南アジアから見た近現代日本——「南進」・占領・脱植民地化をめぐる歴史認識》，東京：株式会社岩波書店，2012。
柴田善雅，《南洋日系栽培会社の時代》，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2005。
高橋亀吉、森垣淑，《昭和金融恐慌史》，東京：株式会社講談社，1993。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閱覽典藏組編，《館藏南洋資料目錄：原南方資料館日文圖書》，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
許賢瑤，《臺灣包種茶論集》，臺北：樂學書局有限公司，2005。
横井香織，《帝国日本のアジア認識—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調査と人材育成—》，東京：岩田書院，2018。
黃紹恆，《砂糖之島：日治初期的臺灣糖業史1895-1911》，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
鍾淑敏，《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
鍾淑敏、籠谷直人編，《堤林數衛關係文書選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二）英文專書
Seiji Shirane, Imperial Gateway：Colonial Taiwan and Japan’s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895-194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2.
三、論文
（一）期刊論文
久末亮一，〈「華南銀行」の創設—台湾銀行の南進における「大華僑銀行」案の形成と結実：1912-1919—〉，《アジア経済》（千葉，2010）51(7)：25-54。
久末亮一，〈「華南銀行」の迷走と変容—金融的「南進」の理想と現実：1919～1945—〉，《アジア経済》（千葉，2015）56(2)：72-105, 141。
久末亮一，〈「南洋倉庫」の軌跡—日系倉庫会社の興衰から見る南進の一側面：1920～1945—〉，《アジア経済》（千葉，2019）60(1)：37-67。
工藤裕子，〈オランダ領東インドの台湾籍民と日本の経済進出〉，《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千葉，2023）52：5-27。
矢野暢，〈堤林数衛の精神的「回心」：「南方関与」の近代的類型〉，《東南アジア研究》（京都，1977）15(3)：307-333。
吉田信，〈旅券・国籍・公定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蘭印における台湾籍民の国籍証明をめぐって—〉，《立命館国際研究》（京都，2019）31(5)：23-47。
吳文星，〈札幌農學校畢業生與臺灣近代糖業研究－以臺灣總督府糖業試驗場技師技手為中心－〉，《臺灣學研究》（臺北，2008）6：1-26。
吳文星，〈金子昌太郎與臺灣甘蔗品種改良〉，《臺灣文獻》（南投，2021）72(1)：93-130。
河原林直人，〈熱帯産業調査会開催過程に観る台湾の南進構想と現実―諸官庁の錯綜する利害と認識―〉，《名古屋学院大学論集　社会科学篇》（名古屋，2011），47(4)：111-133。
林滿紅，〈日本政府與臺灣籍民的東南亞投資（1895-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1999）32：1-56。
泉川普，〈オランダ領東インドにおける日本人小売商と世界恐慌—スマランの加藤長次郎を事例として—〉，《人文學報》（京都，2017）110：215-251。
畑瀬真理子，〈戦間期日本の為替レート変動と輸出─1930年代前半の為替レート急落の影響を中心に─〉，《金融研究》（東京，2002）21(2)：97-136。
後藤乾一，〈戦前期沖縄とインドネシア—又吉武俊の「南方関与」を事例に—〉，《アジア太平洋討究》（東京，2018）33：43-75。
高木信二，〈戦間期日本経済と変動為替相場〉，《金融研究》（東京，1989）8(4)：109-140。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臺北，2004）34：149-194。
釋明瑛，〈被遺忘的豪商郭春秧：以日治時期活動為主題〉，《臺灣學研究》（新北，2016）20：31-69。
顧雅文，〈日治時期臺灣的金雞納樹栽培與奎寧製藥〉，《臺灣史研究》（臺北，2011）18(3)：47-91。
籠谷直人，〈日蘭会商（1934年6月‐38年初頭）の歴史的意義—オランダの帝国主義的アジア秩序と日本の協調外交—〉，《人文學報》（京都，1998）81：1-46。
（二）論文集
ピーター・ポスト（Peter Post）著，清水洋譯，〈対蘭印経済拡張とオランダの対応〉，收於大江志乃夫等，《岩波講座　近代日本と植民地3　植民地化と産業化》，東京：岩波書店，1993，頁51-73。
中村孝志，〈台湾と「南支・南洋」〉，收於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臺灣》，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98，頁1-32。
中村孝志著，卞鳳奎譯，〈大正南進期與臺灣〉，《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臺灣》，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1-74。
中村孝志著，卞鳳奎譯，〈「臺灣籍民」諸問題〉，《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臺灣》，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75-126。
林滿紅，〈印尼華商、臺商與日本政府之間：臺茶東南亞貿易網絡的拓展（1895-1919）〉，收於湯熙勇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第七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999，頁585-636。
清水元，〈東南アジアと日本〉，收於加納啓良編，《岩波講座　東南アジア史6　植民地経済の繁栄と凋落》，東京：岩波書店，2001，頁315-340。
清水元，〈第六章　近代日本の海外通商情報戦略と東南アジア〉，收於末廣昭等，《岩波講座　「帝国」日本の学知　第6巻：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株式会社岩波書店，2006，頁205-238。
梁華璜，〈日本帝國主義與廈門事件〉，《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台閩關係》，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頁63-100。
梁華璜，〈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成立經過〉，《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頁1-50。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南支南洋」政策之研究——以情報體系為中心〉，收於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第七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999，頁695-733。
Peter Post,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Pre-War Indonesian Economy,” in J. Th. Lindblad, ed.,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a national economy in Indonesia, 1890s-1990s,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96, pp. 297-314.
Peter Post, “The formation of the pribumi business élite in Indonesia, 1930s-1940s,” in Peter Post, ed., Japan, Indonesia and the War: Myths and Realities, Leiden: KITLV Press, 1997, pp.609-632.
（三）學位論文
王麒銘，〈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及其事業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
胡力人，〈日治時期臺灣煙草專賣制度下葉煙草產業設施發展歷程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陳偉智，〈田代安定：博物學、田野技藝與殖民發展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9。
鍾淑敏，〈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ける台湾の対外発展史：台湾総督府の「南支南洋」政策を中心に〉，東京：東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論文，1996。
四、資料庫、網路資源
ジャパン デジタル アーカイブズ センター（Japan Digital Archives Center），「企業史料統合データベース」，網址：https://j-dac.jp。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網址：https://www.jacar.go.jp/。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堤林數衛文書》」，網址：https://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臺灣總督府旅券系統」，網址：https://passport.ith.sinica.edu.tw/。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網址：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Archive。
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南方資料影像系統」，網址：https://ntlsa.ntl.edu.tw/。
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　臺灣記憶」，網址：https://tm.ncl.edu.tw/。
臺大圖書館數位典藏館，「《田代安定文庫》」，網址：https://dl.lib.ntu.edu.tw/s/Tashiro/page/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