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多民族或多元文化的國度內，少數民族教育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體民族的影響，主要有兩種形式：其一是自發的影響，是由文化的自然傳播規律而產生的影響，雖然最為廣泛而大量，惟須在較長時間才能發揮作用；另一種是有組織、有目的的影響，這種影響往往透過國家和政府制定相應的民族及文化教育政策來實現，其影響效果明顯，且強而有力。主體民族所制定的文化教育政策，主要的體現方式是從全民族出發，以主體民族為主對於少數民族教育的態度和理解，制定兼顧國家安定及大局為重，又能符合少數民族需求的文化教育政策。
清朝是由滿族所建立的全國性政權，不僅統治著中原廣大的漢族地區，同時對少數民族居住的邊疆地區也實行有效的管轄，經過康、雍、乾三朝的經營，使這個統一多民族的國家獲得空前的鞏固與發展，奠定我國幅員遼闊的疆域版圖。其政權結構也由以滿族為核心的民族共同體，擴大為多民族帝國。尤其當漢文化滲入統治階層滿洲政權時，逐步將漢文化中有利於施政的理念，融入其政權架構中。為了進一步促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基於鞏固政權與維護正統觀念，統治階層深悉以儒家傳統的教化體制作為塑造國家意識形態以鞏固政權的重要憑藉。除了訂定「崇儒重道」的基本國策之外，不論在民族或文教政策上，適時地配合因地制宜的措施，增加對於非漢民族文化教育上的包容性並相對減少其強制性，漸使多民族帝國的族群成員認同及服膺其統治。
清朝前期，統一了舉凡內外蒙古、天山南北、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皆納入版圖歸其統治，多民族國家的統一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各民族統一的觀念與歷史上各個時期相較，仍有許多不同與新的歷史特徵。從清初諸帝對於不利於民族統一與融合的「華夷論」的討論批判，消除民族間畛域以強化各民族統一的意識，以及將漢、滿、蒙、回、藏五族一體的概念作為國家與民族統一的象徵；同時，在與西方侵略勢力接觸後，近代領土、邊界與主權觀念的形成，亦是清朝前期各民族大一統觀念的一個明顯的時代特徵。清初諸帝大一統的籌邊思想及其政治智慧，反映在治理西南民族地區問題的態度上，制定了相應的邊疆政策及民族政策。為了達成統治全中國的目的，清廷統治階層接受並極力倡導“大一統”的思想觀念，並在全國各民族間廣泛宣揚，使這一觀念成為其完成統一事業的思想基礎。這種主張「華夷同風」、「一宇中華」，「一道同軌」，「同是一家」、「中華一體」的邊疆政策理論概念的形成，對於當時加強各民族的內聚力，進一步鞏固與加強國家民族的統一，發揮了積極促進的作用。同時，統治意識亦為指導政策走向的原動力，進而推動一系列改革措施。
對於西南地區的治理，清朝政府根據當地政治、歷史及民族特點，其基本方針則不外乎恩威並施與因地制宜兩大方針。一方面對於邊疆少數民族的割據勢力實行武力征服，另一方面則對少數民族實行懷柔與籠絡的撫綏政策。其次，據《禮記．正義》中「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清朝統治階層體認到統一幅員遼闊的邊疆地區後，若要在當地維繫穩定而有效的統治，則須根據各民族地區的不同條件，建立相應的統治機構與行政設置。清朝政府針對不同民族採取不同的民族政策及措施，在行政上亦各有一套相應的體制，分族分區而齊其政。這些帶有特殊性與彈性的政策執行，充分反映出清朝政府對於國內各少數民族的重視與關懷，對於促進邊疆與內地的政治、經濟、文化關係的交流與融合有極大的助益。
學校教育是人類社會特有的活動，亦隨人類社會之發展而發展，除了自然環境的客觀條件，與社會政治、經濟生活及文化教育的發展基礎等條件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不過，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各民族內部和民族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現象，自明代以來並未發生根本性的轉變。西南地區叢山峻嶺，蠻煙瘴雨，只有少數河谷平地或平垻地區適合居住，自然地理的條件已經不佳；就文化教育來看，清代以前除了統治階層之繼承人（土司、土官子弟）教育以及當地駐軍及流官子弟的教育頗受關注外，至於一般土民的教育則尚未受到重視；其次，土司在其統治區內實施「愚民」政策，除了一些地緣較近內地省區或開發較早的地區，以及與中央政府有互動關係者，或部分地區受客籍官吏文士所帶來的文化教育影響之外，仍有許多民族至少在明清以前是沒有學校教育，甚至沒有文字以結繩或口語相傳其文化。
清朝政府對於西南地區的治理，從康熙朝開始以兵剿與先剿後撫的治理方針為始，其間發生多次的少數民族反叛，清朝政府亦一再地進行進剿與招撫，並適當調整其政策：不僅建立行政管理體制，將少數民族編入戶籍，尤其強調善後的文教化導，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採取較為彈性的治理方式。清朝政府對於少數民族的教育，初期不僅以建立儒學、書院及義學等學校硬體設施「點」的建立，亦兼顧當地師資的培育，為日後各「點」基礎紮根，展現其在該地區文教政策積極而深耕的一面；咸同年間，清廷再次重視教化可以端正民風的作用，認為民間秘密宗教等邪教盛行，乃因正教不明。正本清源則須提倡正教，導民於正，故應興教化、立學校作為防範民間秘密宗教盛行的措施之一。
其次，清朝政府對於西南地區所採取的一切措施，除了全國統一性的政策之外，亦採取適應當地民族情況的特殊措施。首先，清朝政府在明朝設治的基礎上，先後在四川、雲南、貴州等地區實施行政區域的調整；改土歸流後，對土司地區與新闢苗疆地區亦採取部分行政區域之整併或新設各級的政府機構，為設置各級儒學奠定基礎。清朝政府對於少數民族地區的文教政策為：一是在少數民族地區興辦府州縣儒學、書院、義學等地方教育體系，除了尊重各民族原有的傳統教育之外，對於培養土司子弟（承襲者）之教育仍相當重視，同時也吸收一般少數民族子弟入學；二是科舉取士是政權開放給各民族參與的重要途徑，增廣地方各級官學學額及科舉考試中額，透過對少數民族優惠的措施來增加他們入學與中舉的機會，不僅重視少數民族的學校教育，亦兼重人才的選拔與培育，以達成教化與統治並行的目的。
在這樣的文教政策施行後，客觀上發揮諸多的功能與成效：其一是在崇儒重道的政策下，使土司、土官等少數民族子弟入學肄習，甚至訂定不入學者不准承襲的規定。其目的不僅欲使儒學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中上階層得以深入，透過儒學教育變化其氣質，減少因爭襲衍成紛亂的發生。進一步擴大儒家思想在少數民族中的影響力，在康熙年間經由地方官奏請在西南地區設立府、州、廳、縣等各級儒學，較偏僻之地亦設立社學或義學，在改土歸流之後推行諸多善後措施，使儒學教育得以長足發展，儒家文化亦深入西南地區的窮鄉僻壤，其結果則是培養出大批人才。其二，是改變當地的風俗習慣，使其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尤其在這些文人或進士中，或承襲土司，或異地為官，或於當地設館教學，或著述立說，皆有助於提振當地文風，促進文化水準的提升。經過清廷對於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施科舉考試、補助應試川資等諸多措施，同時隨著當地府州縣學、書院、義學等各種文教機構的發展，少數民族讀書識字者日益增加，文風日盛。
西南非漢文化地區的文教措施，有其階段性，若以科舉考試制度的廢除作為劃分傳統與新式教育體制的分界點，檢視清朝西南地區文教措施的發展，則可看出清朝政府對於少數民族教育的重視與推展；其次，在多民族及多元文化的國家中，少數民族教育不可能不受到主體民族文化教育的制約：在傳統教育時期，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教育在清朝政府「崇儒重道」文教政策推動下，施教對象不僅及於不同的戶籍、不同的身分及不同的民族，其廣泛性超越歷代；由於政府力量的支持與主導，初期不僅以建立儒學、書院及義學等學校教育機構「點」的設立，亦兼顧當地師資的培育，為日後各「點」基礎紮根，充分展現在該區文教政策積極而深耕的一面；即便是在咸同年間，仍然重視學校教化可以端正民風的作用。政府力量的介入亦顯現在地方儒學、書院及義學的經費來源部分，除了由藩庫提領外，亦藉由改土歸流後歸公的土司田業叛產、絕產等資金挹注，有助於各學校機構的正常運作。再次，隨著清朝政府在西南地區統治範圍的擴大，義學由大鄉巨堡發展至偏僻鄉村，教育對象由土司子弟和熟苗擴及於生苗地區及一般平民，其形態表現出適應鄉邑所需的彈性而呈多元且普遍的趨勢。義學的發展經過康雍乾三朝橫向的空間與教育對象〝面〞的擴展與開放，及道光時期辦學形態多元與設置地點〝量〞的發展，不僅補地方儒學教育之不足，再與民間的私塾等教育並行發展，使得蒙學教育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在新式教育時期，清朝政府主導及影響的力量減弱，地方政府與民間力量增強，尤在經費的籌措、學校管理及課程教學更顯現出這樣的特質，呈現因地制宜的特性。
從清朝政府在西南地區文教措施的內容來看，既有獎勵與優惠並重的措施，亦有防弊與處罰兼顧的因應對策；既有著為維護清朝政府利益出發的政治目的，亦有因地制宜尊重少數民族的個別考量。此種二重性的特色，是清朝政府對於西南地區治理時恩威並施及因地制宜兩大方針的再次體現。清朝政府統治階層藉由「大一統」的統治意識進行民族及文化教育的整合，作為建構與鞏固政權動力基礎；推動學校教育與科舉考試為其選拔與培育少數民族人才，作為供應龐大政治機器驅動的重要步驟；在「一體」統一的國家概念下，對於少數民族非漢文化教育之間的理解與因地制宜的調整措施，此乃維持帝國體系和諧穩定及各項進步的至要關鍵；其次，我們可以看見這些措施不僅使西南地區文化教育，由傳統觀念向現代觀念轉型具有開啟民智的作用，逐漸擺脫「同化」、「漢化」等意識形態的巢窠走向現代化，並藉由這些措施讓傳統與新式教育接軌。甚而民國以後，仍然在清朝建立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西南地區的邊疆教育工作，使當地文化教育邁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以此觀之，此即為清朝在西南地區文教措施最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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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柱纂修，《平樂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嘉慶十年刊本。
柳正芳修、李應綬等纂，《澂江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五十八年刊本。
柳琅聲修、韋麟書等纂，《南川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十五年鉛印本印行。
郎廷槤修，張佳晟纂，《沅陵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四十四年刊本。
姜承基修，常在纂，《永州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三十三年刊本。
胡履新修，張孔修纂，《永順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民國十九年排印本。
胡翯羽纂，《三合縣志略》，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據民國二十九年鉛印本影印。
范漙纂修、劉堉續修，《順寧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韋貞元等編纂，《廣西省藤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光緒三十四年鉛印重印本。
夏治源纂修，《師宗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雍正七年刊本。
孫元相修，趙淳纂，《琅鹽井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一年刊本。
孫炳煜纂，《會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據光緒二年刊本影印。
孫國藩纂，《武勝縣新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二十年鉛印本影印。
敖立榜等纂，《高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同治五年刊本。
袁嘉穀修、許實纂，《宜良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據民國十年本影印。
高大成纂修，《嘉禾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三十一年刊本。
席紹保等修，謝鳴謙等纂，《辰州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三十年刊本。
席奉乾修、孫景烈纂，《陜西省郃陽縣全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據乾隆三十四年刊本影印。
郝大成纂修，《開泰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十七年三陽堂刊本。
倫可大修、雄占祥纂，《新津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二十五年刊本。
張天如纂修，《永順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八年刊本。
張嘉穎修，劉聯聲纂，《楚雄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五十五年刊本。
張倫至纂修，《南安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四十八年刊本。
張彥紳修，李仲偉纂，《定遠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四十一年刊本。
張雲翮修，舒騰翮纂，《新平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五十一年鈔本。
張允觀修，李繡纂，《北流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十三年刊本。
張綽纂修，《安鄉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十三年刊本。
張超修，張政行纂，《續漢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同治八年刊本。
張應星纂，徐德泰補，《耒陽縣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五十五年修雍正三年增補刊本。
張大成修，魏希范等纂，《道州新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六年刊本。
張聲遠修，鄒章周纂，《臨武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二十七年刊本。
張官五等纂修，《沅州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五十五年刊本。
張扶翼修，王光電鄒增輯，《黔陽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五年原刊雍正十一年增補本。
張　延纂修，《漢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十一年刊本。
張仲芳纂修，《安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五十四年刊本。
張香海等修、楊曦纂，《重修梓橦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咸豐八年刊本。
張森楷纂，《合川縣志》，臺北：學生書局，據民國九年刊本影印。
梁褓頤等修，譚鍾麟等撰，《茶陵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據同治九年重修本影印。
莊定域、支承祜纂修，《彭水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光緒元年刊本。
許日藻修，杜兆鵬纂，《馬龍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雍正元年刊本。
許媚修，張霖纂，《石門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二十二年刊本。
郭存莊修，趙淳纂，《白鹽井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三年刊本。
郭鴻厚、陳習珊纂，《大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三十四年鉛印本影印。
陳如金修，華本松纂，《百色廳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據光緒十七年刊本影印。
陳奇典纂修，《永北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三十年刊本。
陳權修，顧琳纂，《阿迷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雍正十三年刊本。
陳燕等修，李景賢等纂，《霑益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據光緒十一年抄本影印。
陳洪疇撰，《陽朔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鈔本。
陳 謀修，《彰明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八年刊本。
陳璧輝纂修，《麻陽縣志》，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三十三年刊本。
陳釗鏜修、李其馨等纂，《趙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道光十八年修，民國三年重刊本影印。
蔣深纂修，《思州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六十一年刊本。
鄭采宣修，陳虞昭、崔達纂，楊德鄰續修，《靈川縣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三年刊本。
鄭鼎勳纂修，《江華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雍正七年刊本。
鄭國翰，曾瀛藻修，陳步武、江溗纂，《大竹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據民國十七年排印本。
鄭士範撰，《印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據道光十七年修，民國二十四年重印本。
陳必聞修、范大溎纂，《汝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二十一年刊本影印。
陳奎，《橫州志書》，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十二年刊本。
陳康祺撰，《郎潛紀聞三筆》，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六）》，北京：中華書店，1984年。
陸紹閎修，彭學曾纂，《嶍峨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三十七年刊本。
陸淳纂修，《昭平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五年刊本。
陶金諧修，楊鴻觀纂，《漵浦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八年刊本。
陶金諧修，楊鴻觀纂，《漵浦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八年刊本。
陶易修，李德纂，《衡陽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屠述濂纂修，《鎮雄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四十九年刊本。
屠述濂纂修，《騰越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五十五年刊本。
屠用謙修、何雄裔纂，《綿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元年刊本。
盛縊源修，戴聯璧等撰，《城步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據同治七年修，民國十九年重刊本影印。
富川瑤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編，《富川瑤族自治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雲南省普洱哈尼彝族自治縣地方志編輯委員會編，《普洱哈尼彝族自治縣志》，鄭州：三聯書店，1993年。
單此藩修，蔣學元等纂，《灌陽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四十七年刊本。
崇仁修、湯祚纂，《巧家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三十一年鉛印本。
傅騰蛟修，秦仁纂，《彌勒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四年刊本。
傅聚纂修，《鎮安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一年刊本。
傅天祥修、黃元治纂，《大理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十一年刊本。
舒啟修，《柳州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九年刊本。
舒啟修，吳光昇纂，《馬平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九年刊本。
馮中存修、王道成纂，《溫江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十六年刊本。
馮德材修、文德馨纂，《鬱林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光緒二十年刊本。
黃宅中等修，鄧顯鶴等纂《寶慶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道光二十九年修，民國二十三年重印本。
黃炳奎編修，《欽縣志》，臺北：臺北市廣東欽廉同鄉會，1990年。
黃德巽修，胡承灝等纂，《羅平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五十六年刊本。
黃鍔纂修，《雙流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八年刊本。
黃培杰修，《永寧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據道光十七年刊本影印。
黃海修，蔣若淵纂，《興安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五年刊本。
紫雲苗族布依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紫雲苗族布依族自治縣志》，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楊體乾修，陳謨纂，《富民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雍正九年刊本。
葉承立纂修，《富川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二年刊本。
閔從隆纂修，《芷江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五年刊本。
解幼瑩等修，鍾景賢等纂，《開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二十九年石印本。
董樞修、羅雲禧等纂，《河西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五十三年修，民國十三年重印。
雷飛鵬等纂修，《藍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民國二十二年刊本。
雷飛鵬等纂修，《嘉禾縣圖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民國二十七年刊本。
雷汾清纂修，《興安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四十九年刊本。
管學宣纂修，《石屏州志》，臺北：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四年刊本。
管棆纂修，《姚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五十二年刊本。
管掄等纂修，《師宗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五十六年修，雍正七年增刊本。
趙文在纂修，《長沙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嘉慶十五年刊本。
劉在向、李雲龍纂修，《平遠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一 年刊本。
劉塏修，余時行、吳蒲纂，《續修蒙化直隸廳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五十五年刊本。
劉沛霖等修，朱光鼎等纂，《宣威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道光三十四年抄本。
劉毓珂等纂，《永昌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十年刊本影印。
劉塏修，余時行、吳蒲纂，《續修蒙化直隸廳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五十五年刊本。
劉華邦纂修，《江華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同治九年刊本影印。
劉鍾蔭修、周恭壽纂，《麻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二十七年鉛印本印行。
鄧林等修，馬桂林纂，《羅江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嘉慶二十年修，同治四年重修刊本。
謝鍾齡修，鍾詔纂，《橫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十二年刊本。
謝仲玩修，陳百泰纂，《郴州總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三十五年刊本。
鍾人文纂修，《寧遠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十九年刊本。
鍾朝煦纂，《南溪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據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影印。
魏藎臣修，闕禎兆纂，《通海縣志》，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三十年刊本。
羅文思纂修，《石阡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三十年刊本。
蘇士俊纂修，《南寧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七年刊本。
蘇忠廷修、董成烈纂，《荔波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元年抄本影印。
顧奎光纂修，《桑植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九年刊本。
段一騤修，黃祖文纂，《醴陵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八年刊本。
段昕纂修，《安寧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雍正九年修乾隆四年刊本。
段汝霖纂修，《永綏廳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十六年刊本。
饒佺纂修，《衡州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八年刊本。
德貴纂修，鍾光序補修，《衡山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三十九年刊本。
瞿緝曾纂修，《江油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龐麟炳、汪承熙纂，《宣漢縣志》，成都：巴蜀書舍，1992年，民國二十年石印本印行。
檀莘纂修，《元謀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四十六年刊本。
四、專書著作
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臺北：商務印書館，1935年。
王戎生主編，《清代全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王賓等編，《獅在華夏—文化雙向認識策略問題》，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
王鱗飛等，《酉陽直隸州總志》（同治年間增修），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
石啟貴著，《湘西苗族實地調查報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田正平，《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
江華瑤族自治縣教委會編，《江華瑤族自治縣教育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任桂淳，《清朝八旗駐防興衰史》，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
何耀華，《中國西南歷史民族學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何少康，《張之洞先生教育思想之研究》(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師範專科學校教師教育研究
叢書教育研究報告第十八種），南投：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72年。
吳永章主編，《中南民族關係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
吳闓生編，《桐城吳先生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李世愉，《略論土司制度與改土歸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李桂林主編，《中國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八輯，《欽定科場條例》，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
沈雲龍選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分類選輯》，甲集，《耐蓭公牘存稿》，臺北：文海出版社。
林麗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5）—明代的國子監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79年5月。
林文寶，《歷代啟蒙教材初探》，臺北：臺東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1995年。
邱秀香，《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與現實—以新式小學堂興辦為中心的探討》，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0年。
馬汝珩、馬大正主編，《清代的邊疆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4年。
馬汝珩、成崇德主編，《清代的邊疆開發》，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高明士編，《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理學規》，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年。
章柳泉著，《中國書院史話》，北京：新華書店，1981年3月。
凌純聲，《湘西苗族調查報告》，臺北：南天書局，1978年。
徐梓、王雪梅編，《蒙學詩歌》，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徐梓，《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漢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臺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
曹樹勛，《邊疆教育新論》，臺北：正中書局，1945年。
教育大辭典編纂委員會，《教育大辭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陳元暉等編，《中國古代書院制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12月。
陳青之，《中國教育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36年。
陳啟天，《近代中國教育史》，臺北：中華書局，1969年。
陳學恂、周德昌主編，《中國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
雲南省編輯委員會編，《納西族社會歷史調查》，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
曾國慶，《清代藏史研究》，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
莊吉發校注，《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勿院，1989年6月。
張秋雯，《趙爾豐與瞻對改流》，臺北：蒙藏委員會，2001年8月。
黃涤明著，《黔貴文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
楊庭碩、羅康隆，《西南與中原》，昆明：雲南新華書店，1992年10月。
楊伯峻，《經書淺談》，臺北：國文天地，1989年。
楊新益，《廣西教育史—從漢代到清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香出版社，2002年。
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1999年9月。
藍勇，《西南歷史文化地理》，重慶：西南師範大學，1997年。
劉盛佳等編，《中國地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7年。
劉鴻喜，《中國地理》，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
鄧洪波，《中國書院學規》，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
韓達主編，《中國少數民族教育史》第二卷、第三卷，深圳：廣東教育出版社等，1998年12月。
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11月。
錢曼倩、金林祥主編，《中國近代學制比較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
龔有德著，《儒學與雲南少數民族文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臺灣中華書局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年。
龍中，《雲南民族史》，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
蘇雲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初版。
嚴汝嫻、宋兆麟，《永寧納西族的母系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五、期刊論文
王雲五主持，《東方雜誌》第1卷第1期至8卷12期。
《教育雜誌》，第1卷第1期至第3卷12期。
丁淑萍，〈明代社學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王文成，〈近代雲南邊疆民族地區改土歸流述論〉，《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王文成，〈土流並治在近代雲南邊疆的全面確立〉，《雲南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
王日根、張學立，〈清代科場冒籍與土客衝突〉，《西北師大學報》，廣州：西北師大學報編輯部，2005年第42卷第1期。
王錫宏，〈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的民族學思考〉，《陜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
王笛，〈清末〝新政〞與四川近代教育的興起〉，《四川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
王笛，〈清末近代學堂和學生數量〉，《史學月刊》，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期。
王笛，〈清末新政與近代學堂的興起〉，《近代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三期。
王綱，〈清代四川書院略論〉，《清史研究》，1991年第1期。
王纓，〈鄂爾泰與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尤中，〈清朝對西南民族地區的設治和經營〉，《雲南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
史繼忠，〈略論土司制度的演變〉，《貴州文史叢刊》，1986年第4期。
包群立，〈從剃髮制度看清朝的民族政策〉，《內蒙古民族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漢文版），承德：內蒙古民族師範學院，1991年第三期。
李弘祺，〈傳統中國的學規：試論其社會性及角色〉，收錄於高明士編，《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理學規》，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年。
李世愉，〈清代兩次大規模增廣學額之比較研究〉，收錄於《清史論叢》，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
李世愉，〈科舉制度與清代文化〉，收錄於《清史論叢》，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1月。
李傑泉，〈日本對晚清師範教育的影響〉，《近百年中日關係論文集》，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2年。
李昭賓，〈清代中期川陜楚地區流動人口與川陜楚教亂（1736-182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0年6月。
李漢林，〈文化變遷的個例分析—清代〝改土歸流〞對黔中苗族文化的影響〉，《民族研究，2001年第3 期。
李毅然，〈清鎮教育發展與人才造就〉，《貴州文史叢刊》1992年第1期。
汪向榮，〈中國新教育與日本教習〉，《日本教習》，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
安永新，〈封建教育制度在貴州的形成和發展〉，《貴州文史叢刊》，1991年第3期。
安永新，〈明代至解放前的貴州民族教育〉，《貴州文史叢刊》，1989年第3期。
余宏模，〈試論清代雍正時期貴州的改土歸流〉，《貴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余宏模，〈試論清朝前期貴州的土司制度〉，《貴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
周麗潮，〈湖南開民智運動之研究（1895-191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年。
何一民，〈二十世紀初年川邊藏區政治經濟文化改革論述〉，《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何一民，〈錫良與晚清四川近代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3年第3期。
吳伊勻，〈清代滿族子弟的傳統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7月。
林俊華，〈從〝土〞到〝流〞的歷史趨勢—試論〝川邊改土歸流〞的歷史背景〉，《康定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11卷第2期。
林俊華，〈甘孜藏區學校教育開發史概索〉，《西藏研究》，拉薩：西藏社會科學院，1993年第45期。
伍新福，〈試論清朝前期對南方少數民族的統治政策〉，《貴州文史叢刊》，1986年第2期。
辛法春，〈近四十年來西南邊疆地區的研究論著內容分析〉，《中國邊疆研究理論與方法》，臺北：渤海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年。
范士華，〈談明代地方學校之興盛〉，《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版），瀋陽：遼寧大學學報編輯部，1985年第5期。
范同壽，〈清代前期治黔述論〉，《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
馬汝珩、趙雲田，〈清代疆民族政策簡論〉，《清史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1年第2期。
夏長營，〈清代貴州師範教育〉，《貴州文史叢刊》，1988年第3期。
徐新建，〈從邊疆到腹地：中國多元民族不同類型──兼論「多元一體」格局〉，《廣西民族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3卷第6期。
莊吉發，〈德治．法治．文治──從奏摺制度的沿革論盛清諸帝的治術〉，《清史論集》（十）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5月。
莊吉發，〈戰爭與地理──以清朝嘉慶初年川陜楚白蓮教之役為例〉，《清史論集》（十），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
莊吉發，〈從現存檔案資料看清代臺灣的文教措施〉，《清史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
莊吉發，〈清季學堂經費的來源〉，《清史論集》（十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
韋啟光，〈儒家文化對貴州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貴州社會科學》，貴陽：貴州社會
科學編輯委員會，1993年第3期。
郭培貴、趙永蘭，〈洪武時期府州縣學設置及其特點考述〉，《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編輯部，1996年第3期。
梁志源，《清代苗漢關係之研究—以川楚雲桂地區為例（1723-1850）》，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6月。
梁庚堯，〈宋代的義學〉，《臺大歷史學報》，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99年第24期。
程昭星，〈試論清代中央政權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政治改革及其意義〉，《貴州社 會科學》，1991年第12期。
陳敏，〈在歷史進步的背後—清末新政時期學堂教育發展缺失論〉，《寧夏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陳尊泉，〈趙爾豐開闢西康史〉，《邊事研究》，第1卷第3期。
曾紹東，〈論清末〝新政〞時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響〉，《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5卷第1期。
黃雪梅，〈莫氏襲官與忻城土縣的教育文化—廣西忻城土司秘史之三〉，《柳州師專學報》2003年第18卷第1期。
溫春來、黃國信，〈改土歸流與地方社會權力結構的演變—以貴州西北部地區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年6月第76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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