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與他求學、交遊及生活環境有密切之關係， 中山先生在求學、
交遊的過程中深烙東方王道精神於心中；是以， 中山先生蘊育了偉大的品格及遠大
的胸襟和抱負；故登高一乎而能廣招天下賢豪。尤有甚者，由於 中山先生之王道精
神所蘊育之偉大品格而使日本友人深受感動，這些日本有識之士之思想與抱負與 中
山先生之東方王道精神正相契合，思同為亞洲之復興而努力。無奈日本自明治維新以
來，亟意模倣西方文化，以致引進了西方的資本主義，而使其國內政治也起了急驟的
變化，絕對國家主義理念盛行，加以軍閥干政的勾結，這時雖有部份民黨領袖支封中
國革命；但紱因軍閥勢力的抬頭，而欲以各種手段干涉中國革命。 中山先生有鑑於
此，為中國為日本及亞洲將來在世界上之地位計，乃提出了大亞洲主義，期望日本能
取王道而捨霸道，但由於日本政潮的激盪、軍閥的干政、再加上資本主義的刺激，日
本還是走上霸道之途，但中國一本王道傳統，期望日本能以東亞大局為重，豈料日本
執著於其「大東亞共榮圈」之迷夢，終於招致敗亡命運。中國於八年抗戰後， 蔣公
本於「不念舊惡，與人為善」的「王道」傳統，致力於中日關係的恢復與日本的復與
；期望日本能以亞洲安危及世界的和平為重，與中華民國共同抵抗共產主義，但日本
自始即採取「兩個中國」的「騎牆」政策，最後在日本企業家禁不起中共的陰謀誘惑
之下，遂與中共靠攏，導致田中內閣與中共建交而終止了「中日和約」。
休以讀史篤瀋察世局之心得，一直認為過去由於中國國勢積弱，纔引起日本軍閥的侵
略，但為了中日兩國之長遠利益，鑑往知來，兩國關係實有件一檢討之必要；由此檢
討中，方知東方王道文化纔是中日兩國長遠相處之道，亦是加強中日關係，使亞洲奠
基於安寧盤石之上的唯一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