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擺脫注疏，以義理解說，是宋代經學的特色。二程處於此特殊的時代氛
圍之下，亦以知解經典語意為不足，所言往往對經典作創造性的詮釋，形
成其個人的義理特色。本文之作，亦不以知解字義為限，而傾向以二程對
《學》《庸》二書的義理闡發為主。期由本文之作，對進一步理解二程的
理學全貌時，或可提供一些助益。在批判佛老，肯定《學》《庸》的時代
需要下，二程對《學》《庸》二書的理解，有幾個重要的特徵：第一、在
本體論方面，明道雖自家體貼出天理二字，並將思想的重心放在理的概念
上。但是，並未將此概念脫離經典而獨立，仍視其為繼承傳統縱貫系統的
本體義，即活動、即存有，等同於《中庸》之誠。伊川除承襲明道，說天
理之本體義外，更將其清楚割截成只是理、只是所以然的靜態存有義，脫
落了《中庸》論誠的本體義，而以《大學》一書為立論中心，成為有異於
先秦儒學傳統的橫攝系統。但是，卻也因此使其本體（理），更富有超越
而獨立的地位。第二、就立論的基礎說，明道偏於消融彼此對待的兩端，
而說一本之義。伊川則著重於分析，尤其是理氣、體用、形上形下、天人
及一與多之間的對立關係。就《中庸》性、道、教三名之立而言，明道將
三者一體而觀，結穴於性。伊川則細分三者，各有其所以立之因。第三、
就心性論方面，明道仍宗於傳統儒家，心性一體而觀。伊川則因其性理只
是靜定的本體，而視活動義只在心氣上，故雖有本心義，卻傾向於心性二
分。第四、就工夫論上說，明道的工夫逕直明白，只是立誠，實有諸己，
維持此德性的不間斷，就是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了。伊川則不免嚴肅、詳盡
，強調對治心氣駁雜的工夫。一方面通過敬的涵養提撕此心，一方面經由
格物致知的方法，掌握此天理遍在之知。第五、就境界義來說，二程皆視
至誠及聖人，為工夫的極致及為學的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