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人地傳統中的文化景觀與生活方式為主要的研究概念，試圖透過對東山鄉吉貝耍聚落居民物質、制度、精神層面的探究，具體呈現文化接觸與變遷的結果，並建構其區域特色。
文化景觀的內在意義必須透過對區域的文化內涵與歷史脈絡的詮釋，才得以彰顯，因此本文先探討吉貝耍聚落的歷史背景。吉貝耍位於台南縣東山鄉，急水溪支流龜重溪的中游北岸，枕頭山腳下，當地居民的祖先主要是在乾隆年間因番屯政策而自蕭土龍遷來的西拉雅族，此一靠山的位置及複雜的居民組成，使吉貝耍受到漢文化的影響較晚。日治時期吉貝耍的人口組成至少有三個特色：「番」多漢少、漢以福建人居多、段姓為第一大姓，但由於早期的婚姻形式以招贅婚居多，使得許多不同姓氏者的血緣比同姓氏者還要親密。因此判斷本聚落的血緣類型不能像漢人聚落一般僅以「姓氏」作為判別的指標，尚必須考慮本地特殊的歷史背景。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首先探討居民物質上的生活方式，本文選擇民宅為主要觀察對象，以民宅的外部安排、民居外型、內部空間配置為指標，先討論傳統平埔族與傳統漢式民宅，再敘述目前吉貝耍民宅的情況。傳統平埔族在民居整體外部安排上著重實用性、屋舍建立在土台之上、建材及形態以生活實用為主，屋內空間分配不重視輩份的差異；而傳統漢式民宅外部元素的配置則充分顯現了傳統稻作生產型態對漢民族的重要性，除了實用功能外更特別注重屋舍的對稱，表達出著重禮法的深層思考，內部空間配置則以人倫位序為分配原則。而吉貝耍目前的民宅型態多樣，其外型看起來漢化得很快，但由個案研究可發現，一般民人要將差序格局、倫序觀念轉化到內部空間分配上，不見得是直接的，而更可能與「方便行事」、「經濟活動」有關。
社會關係方面，本文以家庭結構與親屬關係為探討對象，主要以婚姻類型、家庭結構、家庭成員的角色、部落及宗族組織為指標。傳統平埔族以招贅婚為主，由於延遲的從妻居及強制墮胎制度，使得家庭中手足的聯繫可能更重於親子的聯繫，且以女性為一家之主，部落組織中則以男性為主，以年齡作為區分。傳統漢人以男娶女嫁為最理想的婚姻形式，已婚男子另外成立主幹家庭，家庭中普遍有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現象，宗族組織則由男性主導。而目前吉貝耍的情形是，最慢在日治時期已經由母系社會轉向父系社會，但同時在某些行為上卻也隱含母系社會的思考方式，如：夫妻地位並重、女子也有一席之地、以前行招贅婚而出現不同姓氏者互相是「共內面仔」的情形、族譜將本家的女性也列入等。因此同時具有平埔思想與漢人思想，並展現在其日常行為中，是吉貝耍目前社會關係的一大特色。
在精神層面則以「村民」為主體，觀察其宗教信仰的空間特性。從文獻中可以發現，傳統西拉雅族的阿立祖、太祖信仰與傳統漢人民間信仰形式差異甚大，目前吉貝耍聚落內既有大公界也有庄廟東河宮，祭祀時間雖遵從漢人以農曆記日的觀念，但祭儀行為則反映出阿立母的地位遠高於清水祖師。由於兩種信仰交織在庄民的日常生活中，故本文透過對民宅大廳的祭祀與民國九十年「熱鬧」的觀察，來展現其空間性。村民認為「佛祖、媽祖婆、公媽牌」與「阿立祖、案祖」可以同時存在於大廳的紅隔桌上、「請佛祖遊庄」與「拜豬」也可以同時出現在民國九十年的「熱鬧」中，阿立母雖與佛祖、清水祖師有差異，但這二者不可割裂。融合了傳統平埔族、傳統漢人信仰，但卻又與二者不盡相同，這正是吉貝耍宗教信仰的空間特色。
由本文的論述可知，吉貝耍特殊的居民組成與歷史背景，影響了今日居民的物質、社會、精神生活，而觀察居民的生活方式，可以發現埔漢兩種文化之間的交融是持續且不斷往復的，有的行為與觀念偏向漢文化，有的則偏向平埔文化，使得吉貝耍產生了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區域特色。

The main concept of this thesis is Cultural landscape and lifeway（Genve de vie）of the Man-Land tradition. By researching the material, institutional and spiritual life of the Chi pei shua villagers,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find out the result of the cultural contact and changes, afterwards construct its regional character.

This thesis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hi pei shua village in the beginning. Chi pei shua village is located by the枕頭Mt. and midstream of龜重溪. Villagers’ ancestor was one tribe of the plain aborigines--Siraya, and they came from Chiali（佳里） during the Chien’lung period for protecting the aborigines. Because of its special location and complex resident composition, it is affected by Han-Chinese culture later than other areas. There were three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Japanese-ruled period: (1) plain aborigines population were more than Han-Chinese; (2)most of the Han-Chinese were came from Fujian; (3) the most first-name of villagers was 段. However, uxorilocal marriage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early era. Kindred type of this village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by the first-name like other Han-Chinese villages.

By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first we discuss these villagers’ material lifeway. We choose domestic architectures, their external arrangement and forms, and their inner allocation of space as indicators. Pingpu zu care about the practicability of the house, and they built up their architecture on platforn. Elder brothers’ precedence was not very important in allocating the space in the hou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ternal arrangement of Han-Chinese domestic architecture reflec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ice cultivation ecological system. Besides practicability, they put more emphasises on the symmetry of house. The allocation of space in the house reflects the social principle that the older brothers take precedence over younger brothers. Now the forms of house in Chi pei shua are various and seem sinicized. But through 6 cases, we find that villagers’ basis to allocate the inner space is not the common social principle but its convenience.

On the aspect of social relation, we choose marriage type, family structure, the role of family member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ribe and lineage as indicators. Pingpu zu practiced delayed-transfer-uxorilocal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so the brotherhood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arenthood. Female was the leader in family but not in the tribe. Married Han-Chinese male constructs his own family, in which husband’s status is higher than wife’s. Male is also the leader in lineage organization. Chi pei shua has changed to patrilineal society during Japanese-ruled period, but it still has some matrilineal thoughts such as wife has the same status as husband, female’s position is equal to male’s, people who have different first-name are 「共內面仔」, and female’s names are listed on the phylon, etc.. Having both Pingpu and Han-Chinese thoughts and practicing these thoughts on everyday life are the peculiarities of social relation in Chi pei shua.

In spiritual life, we observe the spatial specialty of villagers’ domestic and communal worship. By reading the old documents, we notice that Siraya and Han-Chinese traditional religion are very different. There are 大公界and 東河宮in Chi pei shua nowadays. In religion ritual, villagers use lunar calendar but still put Ali Mu（阿立母）in a higher position. Two kinds of religions display in villagers’ daily life, so this thesis use the domestic worship in 大廳 and annual ceremony in 2001 to reveal the spatiality.「佛祖、公媽牌」 and 「Ali mu、An tsu(案祖)」all appear on the 紅隔桌in大廳. 「佛祖遊庄」and 「拜豬」are both proceeding in annual ceremony in 2001. Although these two religions（Ali mu and 佛祖、清水祖師）are different, they can’t be separated. Jointing the Siraya and Han-Chinese religion but different from them is the spatial specialty of Chi pei shua.

As mentioned above, we conclude that the complex resident composition and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affect the material, institutional and spiritual life of the Chi pei shua villagers. After observing villagers’ lifeway, we find that the two kinds of culture（Pingpu and Han-Chinese）are always affecting each other, and that is just the regional character of Chi pei shua.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 史料
不著撰人
1993 《安平縣雜記》，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六十七
1961《番社采風圖考》，臺灣文獻叢刊第90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余文儀
1993《續修台灣府志》，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杜臻
1993 《澎湖臺灣紀略》，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周鍾瑄
1993 《諸羅縣志》，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郁永河
1959 《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44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第
1980 〈東番記〉，《台南縣志 卷九雜志》。台南：台南縣政府。
黃叔璥
1957 《台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蔣毓英撰 陳碧笙校注
1985 《臺灣府志校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二）著作
王思涌
1989 《文化地理學導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干治士著 葉春榮譯註
1994 〈荷據初期的西拉雅平埔族〉，《臺灣風物》44（3）：228-193。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
李亦園
1957 〈臺灣平埔族平臺屋研究〉，《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117-144。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1978 《信仰與文化》。台北：巨流。
1982a 〈臺灣平埔族的祖靈祭〉，《台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pp.29-47。台北：聯經。
1982b 〈從文獻資料看台灣平埔族〉，《台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 pp.49-76，台北：聯經。
1983 〈第五章 自然觀察研究〉，楊國樞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pp.131-157。台北：東華。
1992 〈和諧與均衡—民間信仰中的宇宙詮釋〉，《文化的圖像（下）--宗教與族群的文化觀察》，pp.64-94。台北，允晨。
1992 〈現代化過程中的傳統儀式〉，《文化的圖像（下）--宗教與族群的文化觀察》，p.95-116。台北，允晨。
王人英
1973 〈宗族發展與社會變遷—臺灣小新營李姓宗族的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5：87-110。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王崧興
2001 《漢人與周邊社會研究》。台北：唐山出版社。
石暘睢等
1956 〈南縣古碑零拾（四）〉，《南瀛文獻》4：上期：42-57。台南縣：台南縣文獻委員會。
石萬壽
1990 《台灣的拜壺民族》。台北：台原出版社。
伊能嘉矩著 溫吉譯
1999 《台灣番政志》。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伊能嘉矩 粟野傳之丞
1900 《台灣蕃人事情》。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
宇驥
1970 〈從生產形態與聚落景觀看臺灣史上的平埔族〉，《臺灣文獻》21（1）：1-18。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江樹生 譯
1985 〈蕭壠城記〉，《臺灣風物》35（4）：80-87。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
吳進喜
1995 〈高雄地區的平埔族及其聚落〉，《史聯雜誌》24：93-124。台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
吳新榮著 林永粱譯
1953 〈飛蕃墓與阿立祖〉，《南瀛文獻》1（3）：60-62。台南縣：台南縣文獻委員會。
李壬癸
1992 〈台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台灣風物》42（1）：238-211。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
李國銘
1995 〈屏東平埔族群分類再議〉，《平埔研究論文集》，pp.365-378。台北：中研院台史所。
李豐楙
1998 〈道、法信仰與臺灣傳統建築〉，《聚落與社會》，pp.107-130。台北：田園城市文化。
阮昌銳
1971 〈大港口漢人的阿美化〉，《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1：41-63。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1987 《傳薪集》。台北：臺灣省立博物館。
林志秋
1999 〈漢化平埔族村落的神聖空間—以台南縣東山鄉吉貝耍聚落為例〉，《台灣人文》3：87-116。台北：臺灣師大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林美容
1996a 〈臺灣的「巖仔」與觀音信仰〉，《臺灣佛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藝軒。
1996b 《臺灣文化與歷史的重構》。台北：前衛。
1997 《臺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台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0 《鄉土史與村莊史—人類學者看地方》。台北：台原。
林清財
1987 〈吉貝耍「牽曲」的手抄本〉，《臺灣風物》37（2）：113-131。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
2000 〈歌謠記憶：西拉雅人的歌謠手抄本〉，《平埔族群與台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研院民族所、台史所籌備處主辦。未出版。
林會承
1990 〈臺灣傳統家屋中的儀式行為及其間所隱含的家屋理念與空間觀〉，《賀陳詞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pp.101-136。台北：詹氏書局。
1995 《臺灣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篇》。台北：藝術家出版社。
林聖欽
1995 〈日治時期戶籍資料的內容及其史料價值：以玉里、池上為例〉，師大地理研究報告23：27-54。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施添福、陳國川
1987 〈國高中地理教育目標草案的整合性〉，《中華民國76年科際整合研討會論文集--我國人文社會教育科際整合的現況與展望第一冊》，pp.235-241。台北：中華民國科際整合研討會。
施添福
1980 〈地理學中的人地傳統及其主要的研究主題〉，《師大地理研究報告》6：203-242。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
2001a 〈竹塹地區傳統稻作農村的民宅—一個人文生態學的詮釋〉，《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pp.143-169。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2001b 〈清代竹塹地區的聚落發展和型態〉，《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pp.171-215 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翁佳音
1987 〈日治時代平埔族的調查研究史〉，《台灣風物》37（2）：55-80。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
1992 〈被遺忘的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台灣風物》42（2）：148-188。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
國分直一著 周全德譯
1962 〈童乩的研究〉，《南瀛文獻》8：46-53。台南縣：台南縣文獻委員會。
康豹
1997 《臺灣的王爺信仰》。台北：商鼎文化。
康培德
2000a 〈荷蘭時代西拉雅大型聚落的可能成因〉，《近代早期東亞海洋史與臺灣島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臺灣使研究所籌備處。
2000b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統治對西拉雅人村社關係變遷的影響〉，發表於平埔族群與台灣社會研討會。中研院民族所、台史所主辦。
2001 〈十七世紀的西拉雅人生活〉，《平埔族群與台灣歷史文化》，pp.1-32。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
莊英章
1978 〈臺灣漢人宗族發展的研究評述〉，《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6）：49-57。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許嘉明
1978 〈祭祀圈之於居臺漢人社會的獨特性〉，《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6）：59-68。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陳文尚
1996 〈家屋的神明匾作為定勢的結構性轉化景域〉，《史聯雜誌》4：63-91。
陳正祥
1993 《台灣地名辭典》。台北：南天書局。
陳芳惠
1984 《村落地理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陳春木
1998 《台南地方鄉土誌》。台北：常民文化。
陳祥水
1973 〈公媽牌的祭祀〉，《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141-164。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陳惠馨
1999 〈我國宗教法規的現在與未來〉，《中國行政》66：27-41。
梶原通好著 李文祺譯
1989 《臺灣農民的生活節俗》。台北：台原出版社。

渡邊欣雄著 周星譯
2000 《漢族的民俗宗教：社會人類學的研究》。台北：地景。
黃文博
1995 《南瀛歷史與風土（下）》。台北：常民文化。
黃應貴
1997 〈導論〉，黃應貴、葉春榮主編《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先生紀念論文集》，pp.5-33。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黃蘭翔
1995 〈回顧臺灣建築與都市史研究的幾個議題〉。臺灣史研究百年回顧與專題研討會，中研院台史所主辦。
楊森富
1994 〈平埔族地名解讀及趣談—以西台灣大肚溪以南平埔族地名為主（上）〉，《山海文化雙月刊》5：18-32，山海文化雜誌社。
楊慎初
1992 〈中國民居與俗文化〉，《中國傳統民居與文化 第二輯》，pp.6-8。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葉春榮
1999a 〈風水與報應：一個臺灣農村的例子〉，《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8：233-257。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1999b 〈平埔族的人類學研究〉，《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pp.91-141。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2000 〈阿立祖信仰的地方化〉，發表於平埔族群與臺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研院民族所、台史所主辦。
董芳苑
1984 《臺灣民間宗教信仰》。 台北：長青文化。
鈴木清一郎著 馮作民譯
1989 《增訂臺灣舊慣習俗信仰》。台北：眾文。
劉枝萬
1983 《臺灣民間信仰論集》。台北：聯經。
劉茂源著 余萬居譯
1986 〈探訪Siraya族—曾文溪畔的平埔族〉， 中研院民族所手抄本。
劉斌雄
1987 〈台灣南部地區平埔族的阿立祖信仰〉，《台灣風物》37（3）：1-62。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
1965 《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中研院民族所專刊之八。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增田福太郎著 黃有興譯
2001 《臺灣宗教論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潘英海
1993 〈文化合成與合成文化：頭社太祖年度儀式的文化意涵〉，《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pp.235-256。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1995a〈在地化與地方文化--以「壺的信仰叢結」為例〉，《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二）》pp.299-319。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1995b〈祀壺釋疑—從「祀壺之村」到「壺的信仰叢結」〉，《平埔研究論文集》，pp.445-474。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籌備處。
1996 〈「文化系」與「文化區」：有關「壺的信仰叢結」分佈與西拉雅族群遷徙的思考〉，《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研院民族所、台灣省文獻會主辦。
1998 〈平埔學芻議〉，發表於「探索台灣田野的新面向學術研討會」。中研院民族所主辦。
潘朝陽
1989 〈觀念論地理學—一個人文主義地理學方法論〉，《師大地理研究報告》15：181-198。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1995 〈「中心—四方」空間形式及其宇宙論結構〉，《師大地理研究報告》23：83-107。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盧嘉興
1982 〈台南縣下古番社地名考〉，《台南縣地名研究輯要》，pp.63-80。台南縣：台南縣政府。
戴炎輝
1979 《清代臺灣之鄉治》。台北：聯經。
鍾幼蘭
1997 〈平埔研究中的「族群分類」問題—再議Hoanya（洪雅族）之適宜性〉，周宗賢編，《台灣開發史論文集》，pp.137-166。台北：淡江大學歷史系。
關華山
1989 《民居與社會、文化》。台北：明文書局。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1993《臺灣私法 第二卷》。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三）其他
吉貝耍段氏八房宗親會
n.d.《段爾家八房公族譜》，未出版。
東河宮管理委員會
1999《台南縣東山鄉東河宮管理委員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手冊》。

段俊哲
2001 《京兆堂台灣省段氏家族藏書（二）--乾隆朝中葉東山鄉東河村初開史蹟》，未出版。
關子嶺火山碧雲寺
n.d.《火山碧雲寺簡介》。

（四）碩博士論文
夏黎明
1985 大城鄉四股與尤厝的生活方式—位置與地點的解釋。師大地理研究所碩論。
吳育臻
1988 新竹縣大隘鄉聚落與生活方式的變遷。師大地理研究所碩論。
廖秋娥
1989 觀音鄉閩客村落的宗族組織與生活方式。師大地理研究所碩論。
鍾寶珍
1992 惡地上的人與地 : 田寮鄉民生活方式的形成與內涵。師大地理研究所碩論。
黃瓊慧
1996 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師大地理研究所碩論。
周業登
1996 台東泰源盆地的區域變遷 : 族群空間關係與生計型態的解釋。師大地理研究所碩論。
林志秋
2000 佛祖、太祖與耶穌：羅漢內門宗教信仰之地域性。師大地理系碩士論文。
張雅蕙
2000 漚汪傳統民宅空間之研究。成大建築所碩論。
陳怡君
2001 「菜瓜藤、肉豆親」：屏東萬金人親屬概念的探討。台大人類學研究所碩論。

二、官方文書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台灣省文獻會保存。
《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住居世帶及人口（第三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大正十年刊行。
《昭和十年國勢調查結果表》。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熟番戶口及沿革調查綴》（平埔蕃調查書），台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明治四十三年。

三、外文部分
山路勝彥
1996 〈文明邂逅平埔族漢化〉，《臺灣原住民研究》1：5-45。風響社。
王崧興
1964 〈台灣Siraya族社會組織〉，《民族學研究》29（2）：168-172。日本民族學會編集。
國分直一
1981 《壺祀村：臺灣民俗誌》。東京都：法政大學出版局。

Feuchtwang ,S
1974 Domestic and Communal Worship in Taiwan in Arthur P. Wolf edit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05-130.

John R. Shepherd
1984 Sinicized Siraya Worship of A-Li-Tsu,《中研院民族所集刊》58：1-81。
1995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6.
1995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1600-1800。台北：南天書局。

Melissa J. Brown
1995 ”We savages didn’t bind feet.” The Implication of Cultural Contact and change in Southwestern Taiwan for an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Ph.D University of Philosophy.

PAN,Inghai（潘英海）
1989 A study on the pragmatics of human understanding:Ritual processes in a southern Taiwanese village , ph. D dissertation. Dep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Oregon

Wang Sung-hsing
1974 Taiwa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Arthur P. Wolf edit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83-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