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本論文旨在研究中國文化何以缺乏「公共性」，呈現一種無「公民」狀態，並討論一九三○年代及一九八○年代的兩波有關「第六倫」的討論，最後對目前國內缺乏對「公民性」的適當教育的狀況，而希望藉著這個研究強調應在適當課程中發展本土公民教育。
社會學家韋伯在他的《中國宗教》中強調中國是一個特殊主義的文化，而社會心理學家威爾森（R. W. Wilson），也有一個困惑，即中國顯然是一個「特殊主義的文化」，但何以中國人始終認為自己是一個「普遍主義的文化」，本論文即以此為始點，試著探討究竟上述論點是否站得住腳。

在本論文中我借用齊美爾（G. Simmel）的一個觀念dyad作為分析的概念。齊美爾說「dyad」是一種一對一的封閉狀態。在中國傳統的倫理思考中，因過度注意一對一的關係，故忽略了對法人、陌生人或其他與公共領域有關的事務，因此基本上是以「五倫」為核心思維的「宗法性的私民」，缺乏公共性的思維同時也形成了「無公民狀態」，而由「宗法性的私民」到「公共性的公民」是人倫特殊主義到道德普遍主義，是前現代宗法單子到現代國家主權者的差異。

本論文的後半部則討論了一九三○年代與一九八○年代的「第六倫運動」，在一九三二年，何永佶提出了掙脫傳統「五倫」思維的「第六倫」思維。不過，何永佶的文章在當時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到了一九八○年代，李國鼎則提出了「第六倫運動」，這個運動的提出，正值臺灣經濟起飛，社會急遽改變，傳統的五倫關係已經無法充份維繫人心之時，所以一方面是整個運動有鮮明的針對性，另一方面在那樣的情況之下，這個運動的訴求也很快得到各方面的呼應。關於這兩波有關「第六倫」的運動，我在論文中有比較詳細的探討，我認為它們代表一種本土式的公民意識的萌芽。

最後，本論文也指出，臺灣的教育普遍欠缺普遍主義式的公民教養，這是今後朝野上下所應當努力的目標。

The aim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probe into a complex and troubling question about Chinese culture. Why did Chinese culture never develop the idea of “publicity”?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the Chinese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ir approach to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relations is “universalistic.” However, as R. W. Wilson, a famous social psychologist, has pointed out, Chinese moral philosophy is actually “particularistic.”

In the main body of this dissertation, I try to prove that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concept of moral excellence was always limited to “particularistic” thinking. I borrow George Simmel’s term “dyad” to analyze 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Simmel defined “diad” as a one-to-one, mutual relationship. In the past, Chinese contemplations about ethical problems have always limited their focus to one-to-one relationships, that is, mut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wo people. Legal (or juridical persons) were never considered in the discourse on ethical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China. In other words, anonymous persons or strangers related to the public domain were never a topic of discuss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ebates about ethical problems. Thus, Confucian ethics were solely concerned with Wu-Lun (五倫), or The Five Relationships, namely those between sovereign and subject, father and son, husband and wife, among brothers, and between friends. This is one of the major reasons why China, unlike Western Civilization, did not develop a concept of “public-ness” or a no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

In this dissertation, I also try to demonstrate that in the 1930s and 1980s, there were two movements which advoc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Di Liu Lun, or The Sixth Kind of Relationship. These movements called for the inclusion into ethical concern of people outside the traditional Five Relationships. In the 1930s, He Yongji (何永佶), a Harvard graduate, initiated a discussion of The Sixth Kind of Relationship. However, He’s opinions only appeared in several obscure articles which did not attract much attention among contemporaries. In the 1980s Li Guoting (李國鼎), a powerful economic and technocratic official in the Guomindang (KMT) government, publicly launched Di Liu Lun Yundong, or The Sixth Kind of Relationship Movement. In the 1980s, Taiwanese society underwent enormous changes prompted by economic growth,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Due to these vast societal transformations, traditional bonds gradually lost their cohesive strength. Li Guoting’s new ethical movement thus attracted immense attention. In the final part of this dissertation, I try to delve into the content of this move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culture. I describe this movement as an indigenous burgeoning of the sense of “public-ness”. Unfortunately, however, the current curriculum of Taiwan’s education system usually neglects this fundamental issue so vit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vigorous and healthy society. The concept of “public-ness” has never constituted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textbook used in Civic Education (gongmin jiaoyu) courses. I hope that the findings of this dissertation will make a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raising an awareness of this important issue.

徵引書目
專書
《哲學字典》，臺北市：仰哲出版社，1993。
C．謝．弗蘭克著，王永譯，《社會的精神基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丁偉志、陳崧，《中體西用之間――晚清中西文化觀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于曉、陳維綱等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臺北市：唐山出版社，1991。
大衛‧藍迪思（D. S. Landes）著，汪仲譯，《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臺北市：時報文化，199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編，《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
中村元著，林太、馬小鶴譯，《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中村元著，徐復觀譯，《中國人之思維方法》，臺北市，學生書局，1991。
中根千枝著，林顯宗譯，《縱向社會的人際關係：日本的社會結構》，臺北市：水牛圖書出版公司，1984。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非營利組織研究委員會編，《擴展中的公共空間：中國第三部門研究年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尹國均，《先鋒試驗：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先鋒文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內山完造，《活中國的姿態》，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
公丕祥，《法制現代化的理論邏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文書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孔復禮（Philip A. Kuhn）著，陳兼與劉昶譯，《叫魂：乾隆聖世的妖術大恐慌》，臺北市：時英出版社，2000。
方李莉，《費孝通晚年思想錄──文化的傳統與創造》，長沙：岳麓書社，2005。
王正毅，《世界體系論與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王田葵、何紅斌，《舜文化傳統與現代經精神》，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
王治河，《後現代哲學思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王昱峰，《「專精的通才」──與管學院學生共話未來》，雲林：雲林科技大學，2000。
王嵩興，徐正光編，《漢人與周邊社會研究》，臺北市：唐山出版社，2001。
王裕安、孫卓彩、郭震旦編著，《墨子大辭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武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王靈臬，《歷史哲學綱要》，上海：神州國光社，1948。
加田哲二著，劉叔琴譯，《社會學概論》，上海：開明書店，1930。
卡卡貝斯（Andrew Kakabadse）、派克（Christopher Parker）著，蔡麟筆譯，《權力、政治與組織》，臺北市：巨流出版社，1990。
卡西勒（Ernst Cassirer）著、劉東譯，《康德、歌德、盧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著，鄭一明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古楳，《現代中國及其教育》，上海：中華書局，1936。
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撰，陳曉林譯，《西方的沒落》，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1975。
弗裏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著，高鴻鈞等譯，《選擇的共和國：法律、權威與文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本迪克斯（R .Bendix）著，劉北成等譯，《馬克斯．韋伯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著，劉北成等譯，《韋伯：思想與學說》，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1998。
吉兒范克麗克著，愛麗絲譯，《你對一件事情的看法就是你對所有事情的看法》，臺北市：方智出版社，2002。
安德烈．孔特─斯蓬維爾（A. C. Sponvill）著，吳岳添譯，《小愛大德》，北京：中央編譯編譯社，1998。
朱介凡，《人性、黨性、階級性、民族性論》，臺北市：改造出版社，1951。
朱國宏主編，《經濟社會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朱熹編，張伯行集注，《近思錄》，臺北市：商務印書館，1967。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臺北市：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2003。
米歇爾‧鮑曼（Michael Baurmann）著，蕭君、黃承業譯，《道德的市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余英時，《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臺北市：三民書局，1992。
吳克峰，《易學邏輯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吳英明，《民主DNA筆記書：攜手打造一流公民社會》，臺北市：新自然主義出版社，2005。
吳經熊著，林顯庭譯，《內心悅樂之源泉》，臺北市：東大圖書，1983。
宋永培，《《說文》與上古漢語詞義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
李友梅，《費孝通與20世紀中國社會變遷》，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5。
李亦園，《師徒．神話及其他》，臺北市：正中書局，1983。
李亦園、喬健編，《中國的民族、社會與文化──芮逸夫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市：食貨月刊社，1981。
李圭泰著，楊人從譯，《韓國人的意識形態》，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9。
李安宅，《社會學論集：一種人生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李宗吾，《厚黑學》，香港：香港匯通書店發行，1985。
李美枝，《華人本土心理學》，臺北市：遠流出版社，2005。
李國鼎，《經驗與信仰》，臺北市：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1。
李國鼎先生紀念活動推動小組編輯，《李國鼎的一生》，臺北市：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臺灣李國鼎數位知識促進會，2004。
李漢林，《中國單位社會：議論思考與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周輔成編，《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下卷）：道德的形而上學根本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周質平編，《胡適早年文存》，臺北市：遠流出版社，1995。
周璡，《人倫研究》，上海：世界書局，1933。
尚鉞，《中國歷史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著，張明德，夏翼南，彭剛譯，《社會行動的結構》，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著，謝立中、孫立平主編，《20世紀西方現代化理論文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常紹民譯，《與世界偉人談心》，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明恩溥著，匡雁鵬譯，《中國人的特性：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北京：光明日報，1998。
東南大學李國鼎叢書編纂委員會，《2004李國鼎論壇：海峽兩岸經濟發展新趨勢──持續發展研討會紀要 》，中國：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推動小組、東南大學李國鼎叢書編纂委員會，2004。
林央敏，《臺灣人的蓮花再生》，臺北市：前衛出版社，1988。
林南著，張磊譯，《社會資本──關於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林開世，《民族誌的反思》，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4。
金觀濤、劉青峰，《現代性與中國社會文化》，臺北市：新臺灣人基金會，2002。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社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
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著，陳俊輝譯，《對人的挑戰》，臺北市：水牛出版社，1979。
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著，馮克利譯，《經濟、科學與政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哈特穆特．萊曼（H. Lehmann），京特‧羅特（Gunther Roth）編，閻克文譯，《韋伯的新教倫理──由來、根據和背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契斯．泰斯特（Keith Tester）、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合著，楊淑嬌譯，《與包曼對話》，臺北市：巨流圖書出版公司，2004。
建田石介著，沈佩林譯，《「資本論」的方法》，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
施米特（Carl Schmitt）著，馮克利、劉鋒經譯，《政治的浪漫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柯靈烏（Robin George Collingwood）著，陳明福譯，《柯靈烏自傳》，臺北市：故鄉出版社，1984。
派深思（Tolcot Parsons）著，章英華譯，《社會的演化》，臺北市：遠流出版社，1991。
胡耐安，《香港三筆》，臺北市：商務印書館，1972。
胡偉希，《中國哲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胡塞爾（Edmund Husserl）著，李幼蒸譯，《純粹現象學通論》，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
胡適，《胡適文選》，臺北市：遠東圖書公司，1964。
范文瀾，《范文瀾全集》第七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迪里巴爾納（Phildbe d’lriberne）著，《榮譽的邏輯――企學管理與民族傳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簡美惠譯，《宗教與世界》，臺北市：遠流出版社，1989。
倪梁康，《自識與反思──近現代西方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
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
姬秀珠，《儀禮飲食禮器研究》，臺北市：里仁書局，2005。
孫逸，《個體的人：齊克果的基督教生存論思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臺北市：古楓出版社，1986。
孫震，《人生在世：善心、公義與制度》，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上海：上海書店，2004。
徐隆德紀錄，許烺光家屬整理，《邊緣人：許烺光回憶錄》，臺北市：南天書局，1997。
柴文華，《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馬克思．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簡惠美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臺北市：遠流出版社，1966。
高揚先，《走向普遍倫理──普遍倫理的可能性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國立武漢大學旅臺校友會編輯，《王世杰先生論著選集》，新店：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印刷，1969。
基辛（R. Keesing）著，于嘉雲、張恭啟合譯，《人類學與當代世界》，臺北市：巨流出版社，1989。
崔之元，《「看不見的手」範式的悖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康德（Immanuel Kant）著，李明輝譯，《道德底形而上學之基礎》，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康德（Immanuel Kant）著，約翰‧華特生編選，韋卓民譯，《康德哲學原著選讀：道德的形而上學基礎》，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康德（Immanuel Kant）著，唐鉞譯，《道德形而上學探本》，臺北市：商務印書館，1967
康德（Immanuel Kant）著，鄭保華主編，《康德文集：哲學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康德（Immanuel Kant）著，謝扶雅譯，《康德的道德哲學：道德形而上學根本原理》，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60。
張忠紱，《迷惘集》，臺北市：雙子星出版社，1971。
張祥龍著，朱剛、林丹整理，《朝向事情本身：現象學導論七講》，北京：團結出版社，2003。
張雪珠，《道德原理的探討：康德倫理學至1785年的發展》，臺北市：哲學與文化，2005。
張善楠，《轉變中的華人價值觀：教育、政治與社會結構之互動》，臺北市：商鼎文化出版社，2000。
張資平，《社會學綱要》，上海：中華學藝社，1931。
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1。
張榮明，《權力的謊言：中國傳統的政治宗教》，臺北市：星定石文化，2002。
張靜，《法團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張靜，《現代公共規則與鄉村社會》，上海：上海書店，2006。
曹聚仁著，曹雷編，《天一閣人物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60。
梁啟超，《墨學微》，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
理查‧威爾遜（R.W.Wilson）著，盛杏湲譯，《道德國家》，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1986。
許烺光著，于嘉雲譯，《家元：日本的真髓》，臺北市：南天書局，2000。
許烺光著，徐隆德譯，《中國人與美國人》，臺北市：巨流出版社，1988。
許烺光著，許木柱譯，《徹底個人主義的省思》，臺北市：南天書局，2002。
許烺光著，彭凱平、劉文靜等譯，《美國人與中國人：兩種生活方式比較》，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許烺光著，黃光國譯，《宗族、種姓與社團》，臺北市：南天書局，2002。
郭偉川，《儒家禮治與中國學術》，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郭齊勇，《儒家倫理爭鳴錄──以「親親互隱」為中心》，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陳忠信（杭之），《一葦集──現代化發展的反省斷片（續篇）》，臺北市：允晨文化，1987。
陳泳超，《堯舜傳說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2000。
陳秉璋，《道德社會學》，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1988。
陳秉璋、陳信木，《邁向現代化》，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1988。
陳弱水，《論「成色分兩說」闡釋之流變》，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78。
陳海文，《啟蒙論：社會學與中國文化啟蒙》，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陳國強主編，《文化人類學辭典》，臺北市：恩楷，2002。
陳新民，《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臺北市：三民書局，1990。
陳榮灼，《「現代」與「後現代」之間》，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
陶振民，《是非集》，龍潭：自行出版，1989。
陶傳進，《社會公益供給──NPO、公共部門與市場》，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章太炎，《國學略說》，臺北市：河洛文庫，1974。
章新一，《新世界哲學》，上海：開明書店，1947。
淩廷堪，《禮經釋例》，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喬治．瑞澤爾著，楊淑嬌譯，《當代社會學理論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游宗祺，《現象學與人文科學2004》，臺北市：邊城出版，2004。
渡邊秀方著，劉侃元譯，《中國哲學史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舒共，《掛劍新集》，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
費孝通，《費孝通在2003：世紀學人遺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費約翰（John Fitigerald）著，李霞等譯，《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4。
馮爾康、常建華編，《二十世紀社會科學研究與中國社會》，臺北市：財團法人馨園文教基金會，1999。
黃光國，《儒家關係主義：文化反思與典範重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黃政傑，《課程設計》，臺北市：東華書局，1991。
黃瑞祺，《批判社會學》，臺北市：三民書局，2001。
黃瑞祺，《馬克思論方法》，臺北市：巨流出版社，1994。
黃鉦堤，《政治學方法論與行政分析立場》，臺北市：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1。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著，王靈皋譯，《歷史哲學綱要》，上海：神州國光社，1923。
楊中芳，《如何理解中國人──文化與個人論文集》，臺北市：遠流出版社，2001。
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主編，《華人本土心理學》，臺北市：遠流出版社，2005。
楊惠美（Mayfair Mei-hui Yang）著，趙旭東、孫珉合譯，《禮物、關係學與國定：中國人際關係與主體建構》，臺北市：南天出版社，2005。
楊榮國，《楊榮國文集》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
楊聯陞，《中國文化中的報、保、包之意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7。
賈徳．戴蒙著，廖月嬌譯，《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6。
雷茵霍．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著、楊繽譯，《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臺北市：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二版
廖與人，《中國與美國》，臺北市：三民書局，1967。
翟鐵鵬，《馬克斯社會研究方法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臺北市：允晨文化出版社，1995。
齊美爾（Georg Simmel）著，林榮遠編譯，《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齊美爾社會學文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齊美爾（Georg Simmel）著，林榮遠譯，《社會學：關於社會化形式的研究》，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劉紹瑾，《復古與復元古：中國復古文學理論的美學探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洪業．楊聯陞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劉廣明，《宗法中國》，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
劉澤華、張榮明等著，《公私觀念與中國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劉潞，《清代皇權與中外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
德里克‧帕菲特（D. Parfit）著，王新生譯，《理與人（1984）》，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摩爾（G. E. Moore）著，蔡坤鴻譯，《倫理學原理》，臺北市：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78。
樂炳南，《日本出兵山東與中國排日運動：民國十六年～十八年》，新店市：國史館，1987。
歐用生，《課程研究方法論》，高雄市：復文圖書公司，1984。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2000。
穀永一，李強譯，《百言百話》，臺北市：錦繡出版社，1994。
蔣百里，《蔣百里先生文選新編》，臺北市：新生命出版社，1955。
蔡文輝，《行動理論的奠基者：派深思》，臺北市：允晨文化，1982。
蔡明哲，《社會發展理論──人性與鄉發展取向》，臺北市：巨流圖書，1987。
蔡愛仁，《中庸研究》，臺北市：為學出版社，1964。
鄭一明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鄭英杰，《文化的倫理剖析：湘西倫理文化論》，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0。
鄧曉芒、張廷國譯，《經驗與判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鄧聲國，《清代「五服」文獻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盧鐘鋒，《盧鐘鋒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穆勒．約翰（J. S. Mill）著，唐鉞譯，《功用主義》，臺北市：商務印書館，1970。
蕭孝嶸，《心理問題》，上海：中華書局，1937。
錢穆，《老子辨》，上海：大華，1935。
鮑霽主編，《費孝通學術精選錄》，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8。
戴思蒙．莫里斯（Desmond Morris）著，楊麗瓊譯，《人這種動物》，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戴維．賈里（David Jary），朱莉婭．賈里（Julia Jary）著，周業謙與周光淦譯，《社會學辭典》，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05。
邁可．博藍霓（Michael Polanyi）著，許澤民譯，《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臺北市：商周出版，2004。
薩孟武，《中年時代》，臺北市：三民書局，1967。
薩孟武，《中國社會問題之社會學的研究》，上海：華通書局，1929。
魏承恩，《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羅明嘉、黃保羅主編．《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關於中國處境神學的中國─北歐會議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學出版社，2004。
羅柏．卡普蘭（R. D. Kaplan）、吳麗玫譯，《世界的盡頭：種族與文化的邊境之旅》，臺北市：馬可孛羅，2000。
羅家德，《社會網分析講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關永中，《知識論二──近世思潮》，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2000。
嚴平，《高達美》，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97。
顧祖釧，《華夏原始文化與三元文學觀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鶴見佑輔著，李冠禮、蕭品超譯，《讀書三味》，臺北市：商務印書館，1967。
龔自珍，《定盦全集》，上海：掃葉山房，1932。
論文
〈台灣式民主專題系列〉，《天下雜誌》，137（1992.10）。
〈從「天下國」到「地緣國」〉，《觀察雜誌》，2：19（1936）。
〈猴子為何不吃香蕉〉，《財經時報》，2000.2.28。
〈選舉悲歌系列〉，《天下雜誌》，162（1994.11）。
D．布迪，C．莫里斯（Der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著，朱唐譯，〈作為「禮」之範例的帝國法典〉，《中華帝國的法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
十彌時（A. H. Smith）著，馬君武譯，〈中國人與無「公共心」〉，《新民叢報》，27（1903.3）。
文崇一，〈報恩與復仇：交換行為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4（1982）。
水野祐，〈「文化」的定意〉，莊錫昌等編，《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臺北市：淑馨出版社，1991。
王邦雄，〈親情道義說五倫──評增第六倫之議〉，《材與不材之間》，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
王芝琛、劉自立編，〈政治的根本在文化〉，《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濟南市：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
王昱峰，〈市民社會「冥手」完序的迷思〉，未刊稿，1997。
王昱峰，〈青年李國鼎「劍橋經驗」（1934-1937）對「台灣經驗」的啟示〉，《歷史月刊》，172（2002.5），
王昱峰，〈從「特殊主義」到「普遍主義」──論中國近代文化浮移的「價值歧衝」（value conflicts）問題〉，未刊稿。
王崧興，〈中國人的“家”（Jia）制度與現代化〉，喬健主編，《中國家庭及其變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暨香港亞太研究所，1991。
王菘興著，馮建彰、黃宣衛譯，〈漢人社會體系的原動力：有關係，無組織〉，徐正光編，《漢人與周邊社會研究》，臺北市：唐山出版社，2001。
王遠義，〈對中國現代性的一個觀察〉，蔡英文、江宜樺主編，《現代性與中國社會文化》，臺北市：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2002。
王銘銘，〈從「天下」到「國族」─兼及「互惠理解」（reciprocal）〉，《走在鄉土上─歷史人類學札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卡爾‧亞爾貝斯（K. Jasper），朱更生譯，〈論歷史的起源及目標（1949）〉，《卡爾‧亞爾貝斯文集》，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
古楳，〈中國教育背景與中國教育改造問題〉，《中華教育界》，21：7（1934.1）。
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續李登輝先生〉，《台灣紀行：街頭漫步》，臺北市：台灣東販，1995。
弗朗索瓦．于連（Francois Jullien）著，杜小真譯，〈不存在本質的領域，或為什麼迂回就是進入〉，《迂回與進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田昌五，〈中國歷史大循環的動力─重談農民戰爭問題（1997）〉，《中國歷史體系新論續編》，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
朱浤源，〈模型建構與思想研究〉，《思與言》，22：1（1984.5）。
朱啟華，〈康德德育方法之理論基礎研究〉，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朱鳳翰，〈「朋友」考〉，《商周家庭型態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艾伯華，〈論中國社會結構的三原則〉，《中國社會研究論叢》，出版不詳，1963。
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著，姜曉星譯，〈現世的超越論與世界的建構─韋伯的《儒教與道教》及中國歷史和文明的形式〉，蘇國勛、劉小楓主編，《二十世紀西方社會理論文選Ⅰ：社會理論的開端和終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
西蒙．地．波娃，〈他人的血〉，收在貝克特（Samuel Beckett）等著，鄭臻、梁秉鈞合譯，《當代法國短篇小說選》，臺北市：大江出版社，1970。
何永佶，〈從「天下國」到「地緣國家」〉，《觀察雜誌》，2：19（上海，1947）。
何永佶，〈提倡第六倫道德〉，《民聲週報》，18（1932. 2）。
何來保，〈說私〉，《湘報類纂》，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68。
何懷宏，〈現代社會與道德觀點的普遍化〉，《何懷宏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佐和隆光著，李毓昭譯，〈馬克思．韋伯〉，《智者的思索》，臺北市：晨星出版社，2001。
余英時，〈總序〉，《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吳先伍，〈儒家倫理普世化的可能性追問〉，《中國哲學史》，2004年第1期。
李世家，〈倡導建設「第六倫」〉，《現代臺灣傳統倫理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
李正治，〈墨子「以義反禮」型的禮樂思索〉，《鵝湖月刊》，17：6（1991.12）。
李永熾，〈人間類型的轉換〉，《中國論壇》，249（1987.12）。
李安宅，〈人生態度〉，《社會學論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李長林，〈清末中國革命派和改革派對法國革命的評議〉，《世界史月刊》（1989.7）。
李非，〈附錄A：淺釋無形之手的神學涵義〉，《富與德：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市場社會的架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李國鼎，〈建立「富而尚義」的社會〉，《中時晚報》，1993.11.12。
李晨陽〈不依賴普遍規則的倫理學〉《多元世界中的儒家》，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
沈松橋，〈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8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4（2002.2）。
沈毅，〈黃光國的「人情與面子」模型及相關挑戰──從「差序格局」看關係的分類及其要素〉，翟學偉特約主編，《中國社會心理學評論（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易中天，《閒話中國人》，臺北市：雙月書屋，2002。
林月惠，〈一本與一體：儒家一體觀的意涵及其現代意義〉，《傳承與創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市：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1999。
林火旺，〈中國家庭及其倫理研討會論文提要〉，《漢學研究通訊》，17：1（1998.2）。
林火旺，〈自由社會倫理體系中家庭的定位〉，《「中國家庭及其倫理」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1999
林正珍，〈柯靈烏史學思想的研究〉，新莊：輔仁大學史研所碩士論文，1982。
林南著，王咏譯，〈中國研究如何為社會學理論作貢獻〉，周曉虹主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摩尼、大秦、祆神）優容政策論略〉，《唐代景教再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
林毓生，〈民粹嚴重，政治秩序難建立〉，《聯合報》，2001.12.7。
林語堂，〈中國的家族理想〉，黃瑄誠編，《醒醒中國人》，三重市：四知堂書坊，2001。
林憶芝，〈孔子論仁之涵意〉，《鵝湖》，231（1994.9）。
金耀基，〈中國人的「公」「私」觀念〉，文思慧、張燦輝編，《公與私：人權與公民社會的發展》，香港：香港人文科學出版社，1995。
金耀基，〈現代化、現代性與中國的發展〉，喬健、李沛良主編，《社會科長的應用與中國現代化》，高雄市：麗文文化，1998。
芮逸夫，〈中國儒學思想的現代化〉，《現代化與中國化論集》，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1985。
芮逸夫，〈五倫的社會控制觀兼考其起源並論其復興〉，《倫理哲學講話》，臺北市：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
芮逸夫，〈五倫的社會控制觀兼論儒家的禮〉，《社會學刊》，3（1967）。
芮逸夫，〈五倫的起源與時代意義〉，《人與人──倫理與公德》，臺北市：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
侯外廬，〈中國古代「賢者」之史的研究〉，《中山學術季刊》，1：2（1943）。
南方朔，〈閉鎖的心，就沒有心靈改革〉，《張老師月刊》，232（1997.4）。
南方朔，〈罪──西方的第一次心靈改革〉，《張老師月刊》，234（1997.6）。
柯林斯（R.Collins）、馬科夫斯基（M. Makowsky）著，李霞譯，《發現社會之旅──西方社會學思想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
柏格（Peter Berger）著，陳正然譯，〈變遷〉，《貞一學術集刊》，台北市：貞一出版社，1979。
洪蘭，〈文化是控制機制〉，《遠見》221期（臺北市：2004.11）。
紀玄冰，〈中國古代社會的「早熟」與國民思想的「晚出」〉，《中國建設》，4：4（1947.7）。
美國公民教育中心編，單文經譯，《美國公民與政治科課程標準》，臺北市：教育部，1996。
胡必亮，〈第一章「關係共同體的基本理論」〉，《關係共同體》，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胡發貴，〈中國古代薄葬思想管窺〉，《歷史月刊》，128（1998.9）。
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等譯，〈中間考察──宗教拒世的階段與方向〉，《宗教與世界：韋伯選集（Ⅱ）》，臺北市；遠流出版社，1989。
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
夏含夷（E. L. Shaughnessy），〈周公居東新說──兼論「召誥」、「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古史異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孫尚揚、鍾鳴旦，〈對儒學的批判〉，《一八四○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北京：學院出版社，2004。
孫科，〈過去的亂源與今後的新希望〉，《時事新報》，1932年紀念元旦。
祖慰，〈儒──求未來「人」之「需」──專訪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維明〉，《西行的黃魔笛》，臺北市：聯經出版，1992。
索羅金，孫慶餘譯，〈社會心理的愛〉，收入《創造的愛》，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5。
翁聖峰，〈一九三○年代台灣儒學、墨學論戰之思維與詮釋〉，《「思維‧詮釋‧表達」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壢：萬能科技大學通識中心，2005。
酒井直樹著，馮建三等譯，〈現代性與其批判：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0（1998.6）。
馬克思．韋伯（M. Weber）著，韓水法譯，〈儒教的處世之道〉，韓水法編，《韋伯文集（下）》，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
馬克思．韋伯（M.Weber）著，林榮遠譯，《經濟與社會（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馬克斯．舍勤（Max Scheler）著，羅悌倫．林克、曹衛東譯，〈道德建構中的怨恨〉，劉小楓編．《價值的顛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高明，〈從卜筮裡所見古代中國人的人理思想〉，《中華學苑》，15（1975.3）。
高宣揚，〈論布爾迪厄「生存心態」（habitués）概念〉，《思與言》，29：3（1991.9）。
常乃德，〈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國民》，2：3（1920.10.1）。
康綠島，〈現代化的倫理建設——第六倫〉，《李國鼎口述歷史──話說臺灣經驗》，臺北市：卓越文化事業，1993。
康樂、簡惠美，〈第一章「慈濟功德會」〉，《信仰與社會：北台灣的佛教團體》，板橋：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
張永安，〈超驗現象學與歷史哲學——胡塞爾晚年歷史哲學試探〉，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張宏輝，〈從實體主義到關係主義——編序〉、裴元領〈關係論〉二文，見《思與言》，32：2（1994.6）。
張廷國，〈簡析胡塞爾的「前謂詞經驗」理論〉，《哲學研究》，2004年第3期。
張志學，〈中國的人際關係認知：一項多維度的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12 （1999.12）。
張忠謀，〈成長之極限〉，《玉山科技協會會訊》，13（2002.8）。
張東蓀，〈文化運動與教育〉，《教育雜誌》（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14：3（1922.3.20）。
張采薇（釋聖嚴），〈甚麼叫作大乘和小乘？〉，《正信的佛教》，臺北市：東初出版社，1965。
張雄、魯品越，〈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義利字典序結構的分析──論中國傳統社會的顯示機制及矛盾解決機制〉，《中國經濟學評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張德勝，〈春秋戰國的失範狀況〉，《儒家倫理與秩序情結》，臺北市：巨流圖書，1989。
張耀翔，〈論吾國父母之專橫〉，馬冀等選編，《新青年選粹》，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1。
梁惠，〈論道德偏見〉，《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3（長沙：1998）。
梁漱溟，〈政治的根本在文化〉，《大公報》，1947年1月12日。
畢長樸，〈各圖騰族的綜合宗教特質〉《中國上古圖騰制度探賾》，臺北市：自印本，1979。
莫頓（R. K. Merton）、羅利（M. W. Riley）著、陳耀祖譯，〈邁克思．韋伯與我〉，《美國社會學傳統》，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7。
許倬雲，〈個人與集合體〉，《心路歷程》，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陳安仁，〈文化起源與相互關係的問題〉，《中國學術思想之邊遷與其動向》，廣州：廣州基督教青年會，1940。
陳其南，〈瞎子與大象：學術分科的本質〉，《當代》，6（1986.10）。
陳家琪，〈現象學視域中的概念性描述〉，《經驗之為經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陳啟天，〈新社會哲學的國民道德觀─國民精神總動員與道德建設問題〉，《新社會哲學論》，臺北市：商務印書館，1966。
陶希聖，〈中國教育之史的觀察，學校教育的理想與實際〉，《教育雜誌》，21：3（1929）。
章開沅，〈法國大革命與辛亥革命〉，《世界史月刊》，1989.9。
傅偉勳，〈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建構問題〉，韋政通編，《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臺北市：水牛圖書公司，1987。
勞思光，〈哲學淺說〉，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社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
巽我，〈公民教育的目的〉，《中華教育界》，6：6（1917.6）。
彭文本，〈康德《道德形上學基礎》中定言令式的演繹問題〉，《東海哲學研究集刊》，8（2001）。
彭文本，〈費希特在《倫理學系統》中對於定言令式的演繹〉，《第三屆「哲學與中西文化：反省與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東海大學哲學系，2003。
游淙祺，〈附現與文化差異〉，《東吳哲學學報》，8（2003.8），
湯恩比，〈擴大愛的領域〉，《展望二十一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談集》，臺北市：正因，1999。
華爾德（Andrew G. Walder） 著，龔小夏譯，〈有原則的任人唯親制度〉，《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費孝通，〈對文化的歷史和社會性的思考〉，《費孝通九十新語》，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費孝通，〈論私（述話鄉土社會）〉，《世界評論》，2：16（1947.10）。
馮雪峰，〈論友愛〉，《雪峰文集》，上海：春明書店，1948。
馮耀明，〈從「直通」到「曲成」──當代新儒學與現代化問題〉，《漢學研究》，10：2（1992）。
黃光國，〈臺灣當前的文化危機與科技創新〉，《歷史月刊》，139（1999.8）。
黃光國，〈論華人的關係主義：理論的建構與方法論的考量〉，收在《儒家關係主義：文化反思與典範重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黃光國，〈儒家之道：「仁、義、禮」倫理體系〉，《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臺北市：巨流出版社，1988。
黃光雄，〈「懸缺課程」概念〉，《現代教育》，76，臺北市：現代教育雜誌社。
黃瑞祺，〈部分／整體／具體／抽象及表象／本質三重辯證馬克斯的方法及方法論探析〉，《歐美研究》，23：2（1993.6）。
黃裕生，〈普遍倫理學的出發點：自由個體還是關係角色？〉，《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3期。
黃慧英，〈道德判斷的普遍化可能〉，《後設倫理學之基本問題》，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88。
黃樹民著，素蘭譯，〈走後門的關係〉，《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後的中國農村變革》，臺北市：張老師出版社，1994。
黃興濤，〈尚「通」：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史的視野：黃興濤學術自選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
黃懷信、李景明主編，《儒家文獻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
黃懷信〈讀《尚書‧虞夏書》記（2000）〉，《古文獻與古史》，濟南：齊魯書社，2003。
黃曬莉，〈中國家庭人際倫理之辯證轉化──情意VS名份之間〉，《中國家庭及其倫理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1999。
塞繆爾．亨廷頓（S. P. Huntington） 著，周端譯 ，〈應對裂痕〉，《失衡的承諾》，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塔塔木林，〈中古政治〉，《紅毛長談》，上海：觀察社，1948。
楊升橋譯，〈社會心理愛的五個層次〉，《幼獅》，34：1、2（1971.7/8）。
楊適，〈誰是對話的主角？──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對話的一個前提和基礎性問題〉，收入張志剛、斯圖爾德主編，《東西宗教倫理及其他：第三屆中美哲學與宗教學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
楊聯陞，〈中國文化中的媒介人物〉，《大陸雜誌》，15：4（1958）。
萬俊人，〈哈特曼的價值現象學〉，《現代西方倫理學史（下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葉匡時，〈關係如何影響華人企業？〉，《天下雜誌》，320（2005.4）。
路德維希．蘭德格雷貝著，羅麗君譯，倪梁康主編，〈胡塞爾告別笛卡爾主義〉，《面對實事本身──現象學經典文選》，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廖名春，〈「仁」字探源〉，《中國學術》，8（2001）。
熊秉元（尹明），〈第六倫、白吃的午餐，和其他〉，《尋找心中那把尺》，臺北市：天下文化出版社，1993。
翟本瑞，〈選擇性親和性：韋伯對歷史認識的方法論設計〉，《東海學報》，28（1987.6）。
趙士林，〈後現代主義，還是後道德主義──關於當代文化批評的本體論闡釋〉，《新道德主義》，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社，2002。
趙崇明，〈人是關係性的存在──比較海德格與根頓對主體形而上學的批判〉，《建道學刊》，21（2004）。
趙雅博，〈挑戰倫理的懷疑主義與相對主義〉，《哲學與文化》，27：5（2000.5）。
趙樹平、竇秉臣之〈豬膽冤魂〉，收入朱曉陽，《罪過與懲罰──小村故事1931-1997》，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著，郭國良、徐建華譯，〈全球法律，在地秩序〉《全球化──人類的後果》，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劉志盈，〈系統偏差與議程建立之研究──我國環境保護議題個案探討〉，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劉述先，〈論宗教的超越與內在〉，《二十一世紀雙月刊》，50（1998.12）。
劉家和，〈儒家孝道與家庭倫理的社會化〉，《中國家庭及其倫理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1998。
劉創楚、楊慶堃，〈中國組織模式的可能取向〉，《中國社會──從不變到巨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劉維公，〈布爾迪厄與生活風格社會學研究〉，《社會理論學報》，2：2（1999），香港：理工大學，1999。
劉廣定，〈從車輪看考工記的成書時代〉，《漢學研究》，17：1（1999.6）。
蔣國保，〈儒學普世化的基本路向〉，《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3期、《中國哲學》，2003年第10期。
鄭伯壎，〈華人人際關係研究的困境與出路〉，《本土心理學研究期刊》，12（1999）。
鄧育仁，〈概念的典例效應及其階層結構〉，《鵝湖月刊》，18：7（1993.1）。
魯益師（C.S.Lewis）著，余也魯譯，〈道德與精神分析〉，《返樸歸真》，香港：海天書樓，1995。
蕭乃沂，〈公民關係管理與政策問題建構：以民意電子信箱為起點〉，《國家政策研究季刊》，3：1（2004）。
諾貝特‧埃利亞斯（N.Elias）著，劉佳林譯，〈禮的功能變化〉，《論文明、權力與知識：諾貝特‧埃利亞斯文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諾曼．弗林（Norman Flynn） 著，馮炳昆、馮謝、潘嘉玢譯，〈特殊關係與網路〉，《亞洲的企業、政府與社會――金融風暴的前因後果》，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
賴賢宗，〈從「道德」到「法權」──從康德的令式倫理學到康德的法權哲學〉，《思與言》，39：2（2001.6），
錢永祥，〈在不平等中追求平等〉，《新新聞》，943（2005／3.13-4.6）。
錢鍾書著，舒展選編，〈歷史背景一筆帶過的原因──關於歷史的緘默〉，《錢鍾書論學文選》，第三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
霍韜晦，〈佛教與中國文化〉，《絕對與圓融》，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86。
薛華，〈歷史發展沒有到頂〉，《黑格爾對歷史終點的理解》，臺北市：谷風出版社，1987。
鍾年，〈宗法、保甲、鄉約──兩宋時期的鄉村社會控制〉，《歷史月刊》，1996：8。
韓格理（Gary G. Hamilton）著，張維安，陳介玄。翟本瑞譯，〈天高皇帝遠：中國的國家結構及其合法性〉，《中國社會與經濟》，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薩孟武，〈我的第一篇論文〉，《學生時代》，臺北市：三民書局，1967。
豐斯‧特龍彭納斯等著，關士杰譯，〈在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文化中工商管理的實用技巧〉，《在文化的波濤中衝浪：理解工商管理中的文化多樣性》，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顏健富，〈一個「國民」，各自表述──論晚清小說與魯迅小說的國民想像〉，《漢學研究》，23：1（2005）。
魏碑，〈中國人的偏見與偏激〉，《中國人看中國人：全球徵文大獎賽獲獎作品》，香港：明鏡出版社，1999。
羅秉祥，〈「孝」之哲學反思〉，《鵝湖月刊》，19：2（1993.8）。
關長征，〈軸心時代的學術自覺〉，《中國學術史論述》，成都：巴蜀書社，2004。
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我們能不能了解別的文化？〉，《二十一世紀月刊》，16（1993）。
英文論著
Fortes, Meyer, The web of kinship among the Tallensi: the second part of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Trans-Volta tribe,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 Mouzelis, Nicos, Organization and Bureaucracy: An Analysis of Modern Theories, London: RKP, 1975.
Paton, Herbert James,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8.
Reichheld, Frederick, The Loyalty Effect: the Hidden Force Behind Growth, Profits, and Lasting Value, Boston, Mas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6.
Rodman, Hyman, “The Lower Class Value Stretch,” Social Forces, 42 (1963).
Silver, Allan, “Two Different Sorts of Commerce-Friendship and Strangership in Civil Society,” in Jeff Weintraub and Krishan Kumar eds., Public and Private in Thought and Practice: Perspectives on a Grand Dichotom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Spair, Edwar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27 (1932).
Wright, Arthur,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