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日治後期臺灣的農村社會事業為主題，探討該時代背景下，為何產生及實施農村社會事業。由於社會資源有限，在近代化遲緩的農村中，社會事業以何種方式實施，以及這些實施方式的特質如何，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問題。
1920年代起，總督府除了舊有的「救貧(救助窮民)」事業外，也推動以「防貧(預防貧困)」為主軸的社會事業。但是代表「防貧」事業的方面委員，以及經濟保護事業的實施範圍，全以都市為中心，因此使地方發展受到相當程度地限制。另一方面，由於農民運動的出現，以及與1930年的農產物價格暴跌，讓官方意識到必須實施農村政策，並認知到實施農村社會的必要性。
在1934年「第六屆全島社會事業大會」中，「部落改善に関する具体的方法(改善部落的具體方法)」獲得決議。該決議重視部落的「隣保(互相扶助)」精神，並且帶有推動「公民化(帝國國民化)」的社會教化性質，亦即官方企圖以部落居民為主體，「改善部落決議」成為官方政策理想的狀況。因此，此一決議成為農村社會事業的方針。在農村，方面委員除了負責原來的調查與救助外，也負責實施改善部落事業。另外，地主的「愛佃(地主扶助佃農)事業」，以及改善部落組織，成為支撐農村社會事業的主體。不過，他們實施的社會事業也逐漸轉向社會教化性質。
農忙托兒所是農村特有的社會事業，同時也展現出農村社會事業的特質。該事業雖然原本是愛佃設施之一，但隨著官方的推動，也添加了教化的要素。尤其，臺中州為了進行對兒童及其家人，甚至部落的教化，推廣展設置托兒所。亦即托兒所成為推動部落公民化的機關。而且，在進入到戰爭時期後，托兒所甚至成為戰爭動員的機關，亦即兒童皇民化。
總之，1920年代社會事業以都市為中心，在進入1930年代之後，官方有必要強化農村地區統治時，農村就成為社會事業的對象。農村社會事業在「改善部落」這個冠冕堂皇的口號下，否定農村傳統習俗與生活，並對農民進行公民化。由於戰爭的爆發及戰爭的延長，使得教化的性質也更加強。但是在二次大戰後，因國民政府的政策，農村社會事業制度畫下了句點。

This theme of this paper is based on rural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of Tai-wan colonial period after the 1930s and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gen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uch enterprises during this historical period in time. In what ways were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implemented in light of the limited social resources and slow pace of modernization in rural communities? What we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methods of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investigations for each of the questions raised above.
Since the 1920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had begun to promote centered around "poverty prevention", in addition to existing "poverty relief"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representing committees for "poverty preven-tion" enterprises and the scope of implementation for enterprises aimed at eco-nomic protection were all centered around cities, thus they were considerably re-stricted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At the same time, the emergence of peasant movements , as well as the plung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rices in the 1930s, caused the authorities to recognize the necessity of implementing rural policies and rural societies.
During the "7th Islandwide Social Enterprise Conference" held in 1934, a law for "specific methods of improving rural communities" was passed. The law valued the spirit of "neighborliness" and "mutual assistance" in villages, while carrying with it the aim of social education in terms of promoting "citizen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that is to say, the authorities attempted to modify the villages into their idea of an ideal state, with the villagers as their main subjects. This law set the direction for rural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The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villages were, in addition to being responsible for existing sur-vey and relief effort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enterpris-es aimed at improving the community. Among the villagers, the "enterprises of care and assistance for land tenants" and organizations for improvement imple-mented by land owners also became the main units supporting rural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However, these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gradually came to en-compass the aim of social education.
The rural childcare center was a social enterprise unique to the villages and showca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Although the enterprise originally fell under the category of "care and assistance for land ten-ants", elements of social education were included following promotion efforts by the authorities. In particular, Taichung City had promoted social education for soci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even their villages. In other words, the childcare center became an institution for promoting the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It even became an institu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war from before to after the war, that is to say, the Japanization of children.
In short,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were generally developed around cities from the 1920s, and it was not until the 1930s that rural communities became the target for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when the authorities rec-ognized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ir rule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 honorable banner of "improving rural communities", the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denied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and ways of life of the rural communities and carried out citizenization upon the villagers. The aim of social education further intensified in light of the outbreak and extension of war. Yet in the end, the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were put to an end after the end of war, in ligh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policy of "eliminating the toxic legacy of the past".

一 、史料
(一) 檔案、要覽與統計文書
斗六郡役所，《昭和十三年版　斗六郡要覽》斗六郡：1939年1月。《行政長官公署檔案》
新竹州，《昭和十七年十月　社會事業要覽》，新竹州：1942年11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臺北州總務部總務課，《昭和十六年　臺北州統計書》，1943年9月。
臺中州，《臺中州統計一覽　(昭和八年版) 》，臺中州：1933年10月。
臺中州敎育課，《 [昭和十二年十一月]臺中州社會事業要覽》，1937年11月。
臺中州敎育課，《[昭和八年十月]臺中州社會事業要覽》，1933年10月。
臺中州敎育課，《[昭和十四年三月]臺中州社會事業要覽》，1939年3月。
臺中州教育課，《臺中州社會事業要覽》，1940年。
臺北市役所，〈昭和三年臺北市簡易宿泊要覧　臺北市役所〉，1928年12月。
臺灣省政府社會處，《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度臺灣省社會事業統計》，1954年6月。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第三十統計書》，1928年。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第四十六統計書》，1944年。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査課，《臺灣總督府第二十一統計書》，1919年。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總督府第二十九統計書》，1927年。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査課，《臺灣統計摘要》1937年12月。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第三十二統計摘要》，1937年12月。
臺灣總督府，《昭和十年九月　臺灣社會事業要覽》，1935年10月。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 臺灣社會事業要覽》，1926年4月。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社會事業要覽》，1938年11月。
臺灣總督府文敎局，《臺灣社會事業要覽》，1943年9月。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社會事業要覽》，1933年3月。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社會事業要覽》，1934年10月。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社會事業要覽》，1935年10月。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社會事業要覽》，1931年3月。

(二) 報章、雜誌
《方面時報》，臺中州方面委員協會。
《方面時報》，臺南州方面委員協會。
《向陽》，臺中州教化聯合會，臺中市。
《社會事業の友》，臺灣社會事業協會。
《厚生事業の友》，臺灣社會事業協會。
《理蕃の友》，理蕃の友發行所。
《專賣通信》，臺灣總督府專賣局。
《臺灣》，臺灣通信社。《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民報》。
《臺灣米穀移出商同業組合月報》，臺灣米穀移出商同業組合事務所。《臺灣地方行政》，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食糧經濟新聞》。
《臺灣教育》，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
《臺灣新民報》。
《臺灣農林新聞》，臺灣農林新聞社。
《臺灣農會報》，臺灣農會。
《糖業》，臺糖業研究會。
《薰風》，臺灣教育會社會教育部。

(三) 時人著作
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日本社會事業年鑑大正11年》，同人社書店，1922年。
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日本社會事業年鑑大正8年》，同人社書店，1920年。
上野幸佐、蒲田丈夫，《臺灣米穀年鑑　第一版》，臺北州：1923年11月。
川野重任 ，《臺灣米穀經濟論》，東京市：有斐閣，1941年。
牛尾竹之助，《臺灣金融経済月報》，臺北市：臺灣銀行，1938年。
中越栄二，《臺灣の社会教育》，臺北：臺灣の社會教育刊行所，1936年10月。
內務局，《市街庄概況》臺北市：1939年。
文獻委員會，《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四經濟農業篇》，臺灣省：1996年6月30日。
矢内原忠雄，《帝国主義下の臺湾》，岩波書店，1929年。
田子一民，《社會事業》，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22年。
田中一二，《大正八年度二版　臺灣產業總覽》，臺北市：太陽通信社臺灣支局，1919年11月。
北斗郡役所，《北斗郡概況》，1935年4月。
北門郡役所，《部落振興研究會發表事要項》，臺南州：1939年4月。
西港庄役場，《管內概況西港庄昭和十年》，臺北：新盛文印刷所，1935年。
花蓮港廳，《三移民村》，花蓮港廳：1928年8月。
林傳旺，《北屯庄社會敎化概況》大屯郡北屯庄：北屯庄役場，1937年2月。
杵淵義房，《臺灣社會事業史》，臺灣：臺北德友會，1940年。
洪寶昆，《北斗郡大觀》，北斗郡：北斗郡大觀刊行會，1937年。
柳本貞吉，《庄民讀本》，臺南州：大林公學校，1933年2月，頁59。
屋部仲榮，《臺灣各地視察要覽昭和五年》，臺北市：臺北出版協會，1930年。
員林郡役所，《昭和四年十月　員林郡概要》，員林郡：1929年12月。
高雄州警務部衛生課，《高雄州保健衛生調查書綜合篇》高雄州警務部衛生課，1934年6月。
張福壽《樹林鄉土誌》，1938年。
臺中州方面委員聯盟，《臺中州方面委員制度実施十周年記念誌》，1935年。
臺中州方面委員聯盟，《社會事業關係法規集》，臺中市：臺中州方面委員聯盟，1938年6月。
臺中州警務部衛生課，《臺中州保健衛生調查書第七回　員林郡埔鹽庄瓦磘》，1928年2月。
臺中州警務部衛生課，《臺中州保健衛生調查書第六回　能高郡埔裡街大肚城、大湳、埔裡字梅子腳》，1928年。
臺中州警務部衛生課，《臺中州保健衛生調查書第八回　竹山郡鹿谷庄鹿谷字鹿 谷、新寮車輄寮字車輄寮》，1929年。
臺中州警務部衛生課，《臺中州保健衛生調查書第九回　南投郡中寮庄鄉親寮、八杞仙、中寮、二重溪、後寮》，1930年。
臺北仁濟院，《臺北仁濟院概要》，臺北市：臺北仁濟院，1918年。
臺北州聯合同風會，《現代青年讀本　農村之卷》，臺北市：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26年。
臺南州，《臺南州方面委員取扱事件集（第七回臺南州方面委員總會席上發表概要）》，1937年10月。
臺南州方面委員助成會，《社會事業大意》，1926年7月。
臺灣社會事業協會臺中州支部，《臺中州社會事業叢書第三輯：季節常設保育園經營及保育の實際》，1937年4月。
臺灣社會事業協會臺中州支部，《臺中州社會事業叢書第五輯：臺灣に於ける保育の理論と實際》，1942年。
臺灣產業研究會，《產業組合と農村經濟の研究》，臺北市：產業公論社，1934年10月。
臺灣農友會，《本島ニ於ケル地主ノ愛佃施設狀況第十輯》，臺北市：1934年
臺灣總督府，《昭和三年九月　臺灣社會事業施設概要》，1928年9月。
臺灣總督府，《昭和六年六月　臺灣社會事業施設概要》，1931年6月。
臺灣總督府，《[昭和十三年度] 臺灣總督府 臺灣の社會教育》，1938年。
臺灣總督府，《臺灣事情　大正十年》1922年2月。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 社會事業關係法規》，1926年3月。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 臺灣社會教育概要》，1929年。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全島青年會其他社會教化的團體》，臺北市：盛文社，1926年3月3日。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三十三年報》，1936年。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支那事變一周年に顧る　臺灣軍事援護事業の概況》，臺北市：1938年7月。
臺灣總督官房統計課，《昭和十九年六月一日現在　警官署別臺灣總督府行政區域便覽》，1944年6月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三十六年報》，臺北市，1940年。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國勢調查結果中間表(臺南州嘉義郡)》，臺北市，1933年3月。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金融課，《臺灣の金融昭和五年》，1930年。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本島小作改善事業成績概要　昭和七年》，1932年。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本島小作改善事業成績概要 昭和十一年版》，1936年。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本島小作改善事業成績概要　昭和十二年》，1937年。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事實行小團體ノ現況ト指導獎勵計畫》，1938年。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業基本調查書第五 臺灣農家經濟調查第二報》，1923年。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ニ於ケル小作事情ト其ノ改善設施》，1936年3月。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ニ於ケル小作問題ニ關スル資料》1930年。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糖業概要》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7年2月。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農業基本調查書第三十農家經濟調査其ノ一》，1934年3月。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農業基本調查書第三十二農家經濟調查其ノ二》，1934年3月。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農業基本調查書第三十四農家經濟調查其ノ三》，1936年3月。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詔敕、令旨、諭告、訓達類纂》，1941年3月。

二、近人著作
(一) 專書
大友昌子，《帝国日本の植民地社会事業政策研究-臺湾・朝鮮－》，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年。
右田紀久恵、高澤武司、古川孝順編，《社会福祉の歴史政策と運動の展開（新版）》，有斐閣，2001年。
吉田久一，《新日本社会事業の歴史》，東京：勁草書房，2004年9月。
吉田久一著、長谷川匡俊、永岡正己、宇都榮子編，《日本社會事業思想小史》，東京都：勁草書房，2015年10月。
李健鴻，《慈善與宰制-臺灣縣社會福利事業史研究》、臺北縣板橋市，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理戰與臺灣 日本殖民地的崩壞 上》，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9月。
林萬億，《臺灣的社會福利 歷史經驗與制度分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2006年。
林勝義，《兒童福利》，臺北：五南圖書出版，2002年2月。
葉郁菁編，《托育服務》，臺北市：心理出版社，2006年3月。
蔡石山著 、黃中憲譯《臺灣農民運動與土地改革. 1924-1951》， 臺北市 : 聯經出版 ， 2017年。

(二) 期刊論文
杉山博昭，〈戦前における農村社会事業の展開過程〉，《純心人文研究 7》，長崎純心大学・長崎純心大学短期大学部，2001年3月15日，頁71-85
宮本義信，〈日本植民地下台湾の稲江義塾－稲垣藤兵衛の基督教社会事業をどうとらえるか－〉，《キリスト教社会福祉学研究第42号》，日本キリスト教社会福祉学界，2010年1月，頁107-116。
許佩賢，〈日治中期的公學校畢業生與臺灣社會〉，《國史館館刊41期》，2014年 9月1日，頁133-156。
葉淑貞，〈日治時代臺灣經濟的發展〉，《臺灣銀行季刊第六十卷第四期》， 臺灣銀行，2009年，頁224-273。
堤和幸，〈臺灣米の移出管理政策とその影響〉，《東アジア評論第8號》，長崎縣立大學東アジア研究所，2016年3月，頁183-200。

(三) 學位論文
古文君，《日據時期臺灣的社會事業-以貧民救助為中心的探討(1895－1938)》，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陳怡宏，《臺灣農村的「皇民化」- 高雄州「部落」社會教化團體的運作》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2月。
劉晏齊，《從救恤到「社會事業」-臺灣近代社會福利制度之建立》臺灣大學法學院碩士論文，2016年。▪

(四)網站及資料庫
〈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就業事業統計、統計表〉https://www.stat.gov.tw/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關於農村再生〉http://ipavr.swcb.gov.tw/EP/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灌園先生日記〉，《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吳新榮日記〉，《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