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改朝換代都是一場極為劇烈的變革，明清轉接時期也不例外。不同的是，明代作為一個繼蒙元而興的漢族政權，在歷經兩百年後，先是亡於流寇入侵，後又落入滿洲之手，使得深受傳統儒家教育的明末士人既需要面臨「君臣大義」的古訓，又要考慮「華夷之分」的疆界，因此明末士人所面臨的抉擇可說是更加複雜。根據現有的研究可知，對於這場家國劇變，有人壯烈犧牲成為忠臣，有人投降成為新朝子民，也有人既不殉死也不出仕，選擇成為心懷故國的前朝遺民。
本論文所研究的吳蕃昌，來自於一個晚明興起的士紳家庭。明亡以前，吳蕃昌只是一個普通的縣學生員，直到流賊李自成攻陷北京，在北京當官的生父吳麟徵殉國後，吳蕃昌才對這場劇變有著國破家亡的切身感受。作為殉國忠臣的後人，吳蕃昌面臨了種種抉擇。本論文主要是以吳蕃昌的經歷為主軸，探討明清之際政權轉移對個人與家族所造成的影響，進而藉由他的著述，重新理解士人及其家族如何因應與詮釋此一世變。希望透過這件個案研究，一探這位忠臣之後的政治立場、處世原則和遺民生活的面貌。

（一）古籍史料

〔明〕樊維城修，胡震亨、姚士粦纂，〔天啟〕《海鹽縣圖經》，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589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天啟四年刊本影印，1983。
〔明〕張素仁修，彭孫貽、童申祉纂，〔康熙〕《海鹽縣志》，收於《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第21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據南京圖書館藏稿本影印，1993。
〔明〕吳麟徵，《吳忠節公遺集》，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8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據弘光乙酉海鹽吳氏刊本影印，2000。
〔明〕吳麟徵，《家誡要言》，收於黃秩模輯，《遜敏堂叢書》，據淸道光咸豐間黃氏木活字排印。
〔明〕祝淵，《月隱先生遺集》，收於《叢書集成續編》，188，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明〕徐石麒，《可經堂集》，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7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清順治可經堂刻本影印，2000。
〔明〕劉宗周，《劉子全書遺編》，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庚戌刊光緒壬辰重修本。
〔明〕劉宗周，《劉蕺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清〕許瑤光修，吳仰賢等纂，〔光緒〕《嘉興府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53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五年刊本影印，1970。
〔清〕王彬修、徐用儀纂 ，〔光緒〕《海鹽縣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207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二年刊本影印，1975。
〔清〕吳蕃昌，《吳仲木先生尺牘》，北京：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總館藏，鈔本。
〔清〕吳蕃昌，《祇欠庵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7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清〕吳蕃昌著，吳騫輯，《閫職三儀》，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嘉間海寧吳氏拜經樓舊抄本。
〔清〕吳蕃昌，《先忠節公譜略》，收於《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61冊，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
〔清〕吳晉畫，《蓬蒿園詩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室藏，明崇禎壬午海鹽吳氏原刊本。
〔清〕陳確，《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清〕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
〔清〕朱一是，《為可堂初集》，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刻本。
〔清〕彭孫貽，《茗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清〕授遠編，《伏獅祇園禪師語錄》，收於《嘉興大藏經》，第2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本影印，2001。

（二）今人論著

1.中文
（1）專書
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黎明文化，2012。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王彬，《清代禁書總述》，北京：中國書店，1999。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
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1。
何冠彪，《明清人物與著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1。
吳震，《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 : 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李瑄，《明遺民群體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9。
孟森，《清代史》，臺北：正中書局，1983。
孫殿起，《清代禁書知見錄》，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
陳桓，《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
葉高樹，《降清明將研究（1618-1683）》，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1993。
雷夢辰，《清代禁書彙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謝國楨，《南明史略》，長春：吉林出版社，2009。
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靑年出版社，2003。
汪學群，《明代遺民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徐吉軍、賀雲翱，《中國喪葬禮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何淑宜，《明代士紳與通俗文化──以喪葬禮俗為例的考察》，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2000。
朱冬芝，《一個明末士紳的社交生活：祁彪佳的交遊、社群與地方活動》，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5。
林祐伊，《龔鼎孳出仕三朝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林麗月，《明末東林運動新探》，臺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4。
陳熙遠，《時代思潮與轉折點上的異數──陳確思想試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2)論文
丁原基，〈明代遺民隱於僧者著述考〉，《東吳文史學報》，6（臺北，1988.01），頁123-165。
孔定芳，〈明遺民的身分認同及其符號世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3（北京，2005.05），頁123-130+146。
孔定芳，〈明遺民與「博學鴻儒科」〉，《浙江學刊》，2（杭州，2006.03），頁118-127。
孔定芳，〈論明遺民之出處〉，《歷史檔案》，1（北京，2009.04），頁46-55。
孔定芳，〈論康熙「博學鴻儒科」旨在籠絡明遺民〉，《唐都學刊》，22：3（北京，2006.05），頁94-98。
孔定芳，〈論清聖祖的遺民策略──以博學鴻儒科為考察中心〉，《江蘇社會科學》，1（南京，2006.01），頁209-212。
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3（臺北，1993），頁679-712。
王汎森，〈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收錄於《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353-392。
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錄於《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2），頁405-451。
王汎森，〈清初思想趨向與《劉子節要》──兼論清初蕺山學派的分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2（臺北，1997），頁417-448。
王家儉，〈晚明的實學思潮〉，《漢學研究》，7：2（臺北：1989.12），頁279-300。
王善飛，〈明代江南鄉紳與政治運動〉，《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3：6（大連，2000.11），頁99-102。
王學玲，〈不可侵犯的懺語──明清之際自敘傳文的諧謔與悔愧〉，《淡江中文學報》，13（臺北，2005.12），頁71-112。
王學玲，〈從鼎革際遇重探清初遣戍東北文士的出處認同〉，《淡江中文學報》，18（臺北，2008.06），頁185-223。
司徒琳著，王成勉譯，〈儒者的創傷──《餘生錄》的閱讀〉，《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9（臺北，2008.06），頁1-16。
白謙慎，〈傅山與魏一鼇──清初明遺民與仕清漢族官員關係的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臺北，1996.03），頁95-139。
石旻，〈亂離中的玉女——明末才女商景蘭及其婚姻與家庭〉，《中國古籍與文化》，38（北京，2001.02），頁118-124。
朱鴻，〈明遺民的陵寢書寫──梁份的《帝陵圖說》〉，收錄於《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紀念牟復禮教授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9），頁143-156。
何冠彪，〈明季士大夫殉國原因剖析〉，《漢學研究》，11：1（臺北，1993.06），頁287-317。
何冠彪，〈明季士大夫對忠與孝之抉擇〉，《九州學刊》，5：3（北京，1993.02），頁5-23。
何冠彪，〈明季殉國人數的問題〉，《故宮學術季刊》，10：1（臺北，1992.09），頁97-106。
何冠彪，〈明清之際士大夫對應否殉國之論說〉，《故宮學術季刊》，10：4（臺北，1993.06），頁53-92。
何冠彪，〈明清之際生死難易說探討〉，《新史學》，4：2（臺北，1993.06），頁6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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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仲麟，〈不孝之孝──唐以來割股療親現象的社會史初探〉，《新史學》，6：1（臺北，1995.03），頁49-94。
李光濤，〈論建州與流賊相因亡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臺北，1947.04），頁193-236。
李孝悌，〈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6：1（臺北，2005），頁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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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大齡，〈試論明後期的東林黨人〉，收錄於《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頁126-157。
陳永明，〈全祖望族母張孺人考〉，《故宮學術季刊》，12：1（臺北，1994），頁13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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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棟，〈明遺民家族對出處的安排──寧都魏氏個案研究〉，《漢學研究》，22：2（臺北，2004.12），頁387-419。
黃毓棟，〈明遺民歸莊著作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8（香港，1999），頁331-348。
楊燕韶，〈明末遺民陳恭尹之旅遊寄懷詩〉，《致理學報》，30（臺北，2010.11），頁45-64。
楊燕韶，〈清初官吏與寺僧、遺民之交往初探──以王子京為例〉，《致理學報》，31（臺北，2011.11），頁151-164。
溝口雄三，〈中國與日本「公私」觀念之比較〉，《二十一世紀》，21（香港，1994），頁85-97。
溝口雄三，〈論明末清初時期在思想史上演變的意義〉，《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臺北：駱駝出版社，1987），頁427-474。
葉高樹，〈南明史研究的回顧〉，《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8），頁851-888。
廖肇亨，〈天崩地解與儒佛之爭──明清之際逃禪遺民價值系統的衝突與融合〉，《人文中國學報》，13（臺北，2007），頁409-455。
劉浩洋，〈「三教歸易」：明遺民方以智忠、孝兩全的生命實踐〉，《東華漢學》，12（花蓮，2010.12），頁209-243。
暴鴻昌，〈明季清初遺民逃禪現象論析〉，《江漢論壇》，3（武漢，1992.03），頁57-62。
蔡佳琳，〈朱舜水（1600-1682）的抉擇與遺民心境的轉變〉，《史耘》，13（臺北，2009.06），頁79-99。
蔣竹山，〈晚明江南祁彪佳家族的日常生活史――以醫病關係為例的探討〉，《都市文化研究》，1（臺北，2006.03），頁1-23。
鄭毓瑜，〈流亡的風景「遊後樂園賦」與朱舜水的遺民書寫〉，《漢學研究》，20：2（臺北，2002.12），頁1-28。
蕭啟慶，〈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32（臺北，2003.12），頁77-138。
蕭啟慶，〈宋元之際的遺民與貳臣〉，《歷史月刊》，99（臺北，1996.04），頁56-64。
蕭敏如，〈清初遺民《春秋》學中的民族意識──以王夫之、顧炎武為主的考察〉，《臺北大學中文學報》，5（臺北，2008.09），頁193-231。
駱水玉，〈「水滸後傳」──舊明遺民陳忱的海外乾坤〉，《漢學研究》，19：1（臺北，2001），頁219-248。
鮑家麟，〈明末清初的蘇州才女徐燦〉，《中國婦女史研究（五）》（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頁213-234。
謝正光，〈顧炎武、曹溶論交始末──明遺民與清初大吏交遊初探〉，《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香港，1995），頁205-222。
謝正光，〈顧炎武與清初兩降臣──程先貞、史可程交遊考論〉，《故宮學術季刊》，15：3（臺北，1998.春），頁129-143+左8-9。

2.外文
Lynn Struve A.,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1984.中譯本見司徒琳著，李榮慶等譯，《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Esherick, Joseph W. & Mary B. Rankin (eds.) , Chinese Local Eliteand Patterns of Domina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該書導論中譯見：周錫瑞、蘭京，〈中國地方精英與支配模式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季刊》，23（香港，1998），頁148-160。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方駿、王秀麗等譯，《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北京：三聯書店，2005。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張華譯，《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洪業：滿清外來政權如何君臨中國》，臺北：時英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