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驛傳制度部分是仿照明代制度因革損益而來，但清代統治者，尤其是乾隆皇帝都在想方設法克服明代驛傳系統的弊端，進行諸多的改造與創新以提高它的效率，以適應時空環境的變遷。在驛與遞的結合、在財政的供給與支出、差役的來源、驛站的基礎管理、路線規劃、考核等部分作了調整。明與清在驛傳制度上的差異與轉折，顯示清代統治者在統治管理上的均衡做法，在中國傳統制度中求取變化，在困境中尋求彈性。在清代驛傳制度中，兵部與理藩院管轄著不同地區與性質的驛傳運作，以及驛傳網絡中的軍臺系統，這些亦展現了清朝統治者在統治手段上的一種獨特的風格與意識。
由驛站、遞舖、臺站、軍臺、塘站、卡倫等訊息傳遞單位所構成的清代驛傳系統，講求時效性、機密性、安全性且因地制宜，對統治提供了通訊聯絡的便捷條件。在乾隆朝，包括通往西藏、蒙古、新疆與東北的驛傳路線，依循著康熙、雍正朝的臨時性路線而加以確立。路線的確立與驛傳設置的意義，在於清代對於征戰勝利的地區，不再是短暫的統治與交流，而是長期政治、軍事控制的穩定與確立，並且為邊區貿易提供了媒介與助益。
清初以來逐步裁減驛站錢糧額數，在帝國疆域日益擴大下，到了乾隆朝必須在之中取得一個平衡。自康熙朝以來，清廷逐年在驛站經費上進行縮編，及至乾隆朝達到最高峰，僅剩下清初原有額設數目的67%。十全武功的開創、帝國版圖的極大擴張與後代對盛世的傳頌，證明了乾隆皇帝為了用最少的費用維持最複雜、龐大的驛傳網絡，是做了許多改革與努力的。這些改變將清代驛傳管理的制度上帶領至一個新的階段，也觀察得出清代驛傳制度的確是迥異於明代而發展出自己的特色。
明末與乾隆朝皆在驛站錢糧減少的情況面臨著挑戰，但不論是在裁費的力度、裁費所花費的時間、費用的支出與社會氣氛，都有著不同的狀況。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在裁減費用的方法與過程。乾隆朝從管理的根本問題上著手，將制度上改革與裁減驛站經費同時辦理，的確減輕了驛站經費縮減三分之一所帶來的衝擊。
終清一代驛傳雖明確訂有時限、速限與考核的程序，卻未曾明確規範何種文報或事件緊急程度使用何種速限來進行傳遞。本研究鎖定奏摺遞送作為案例，因為此種文書除了以家人齎摺外，遇到緊要事件奏摺可以透過驛站傳遞，也因此出現了速限的問題。奏摺遞送方式採取的限制性政策，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了不重要的資訊的輸入，也因此影響了奏摺內容的準確性及其即時性。奏摺可否由驛遞送的標準在於事情的類型與緊急程度，但對事件緊急程度的判別標準是明確標準的灰色地帶，如何掌握其間的訣竅與平衡點，成為乾隆朝呈遞奏摺官員的考驗。本研究發現，「彈性」是乾隆朝驛傳制度最有意思的特質且值得更深入探討，而它的彈性即包括了「缺乏使用速限的準則」。
乾隆皇帝在維持奏摺遞送的方式與控制驛傳傳遞速限的過程裡，將皇帝的權威明白地展示，透過驛傳制度去展現統治權力轉化和個人意志，傳達乾隆皇帝對於帝國內各事的關注與疑慮。本研究經由分析乾隆朝上諭檔、宮中檔乾隆朝奏摺使用驛傳的速度，發現雨雪糧價、地方大員的健康與任免、各地軍事文報、荒災洪澇、邪教叛亂等都是乾隆皇帝最關注的事務，而他的關心明顯地表現在他要求呈摺官員用驛的狀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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