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龍變紋飾為「龍首魚身」的動物形，其紋飾的起源可能為佛經中的摩竭以及中國原有的魚文化與龍文化，相互融合下形成的紋飾造型。紋飾發展自魏晉南北朝時期。龍首魚身的形象確立於唐代中晚期，並深度影響遼代的紋飾發展。至遼金時期，紋飾的發展達到興盛期。遼代多承襲自唐代，持續發展至金代，形象變化豐富，應用媒材與器物類型也更多樣化。
紋飾意義與當時代的社會風氣、文化傾向、宗教信仰等因素相關。本文亦試圖從以下三個面向探討遼金時期魚龍變紋飾的社會意義。一為此時期魚龍與儒家文人士子及星象學、星術的關聯。二為遼金時期的佛教發展下紋飾的發展與使用脈絡。三則以墓葬出土資訊為主，藉由考古出土資料可歸納使用者的身分階級，試圖以此推測魚龍變紋飾可能的使用族群。
本文以魚龍變紋飾為主要研究對象，主要聚焦於遼金時期的魚龍變紋飾。首先追溯魚龍變紋飾的起源，以及在遼金之前的發展。其次分析遼金時期魚龍變紋飾的類型，在此時期紋飾持續變化，並發展出不同的媒材與造型，如魚龍形器物，以及變形魚龍。最後則探討其在遼金時期的社會意義。試圖從上述各面向歸納出遼金時期魚龍變紋飾的特色。

The Fish-Dragon Pattern, featuring a dragon's head and a fish's body, originated from the Makara in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China's fish and dragon cultures. The motif began to develop during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d was fully established in the mid-to-late Tang Dynasty,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Liao Dynasty. By the Liao and Jin periods, the motif reached its peak in popularity. The Liao Dynasty largely inherited its designs from the Tang, continuing its development into the Jin period, where the motif became more diverse in form,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s.
This study also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sh-dragon transformation motif during the Liao and Jin period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Fir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sh-dragon motif, Confucian scholars, and astrology. Second, the development and usage of the motif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during the Liao and Jin periods. Third,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from tombs to infer the social status of users and identify the possible user groups associated with the motif.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ish-dragon transformation motif, with a primary emphasis on its development during the Liao and Jin periods.First, it traces the origins of the fish-dragon motif and its evolution before the Liao and Jin periods. Next, it examines the various types of fish-dragon motifs from this era, highlighting their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forms, such as fish-dragon-shaped artifacts and modified fish-dragon designs. Finally, the study explores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motif during the Liao and Jin periods, aiming to summarize its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se perspectives.

（三國）曹植，《洛神賦》，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等註（1979），《六臣註文選》，60卷，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唐）歐陽詢（2013），《藝文類聚》，《宋本 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2007），《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李昉（1995），《太平廣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葉隆禮著，賈敬顏、林榮貴點校（2014），《契丹國志》，北京：中華書局。
（宋）蘇軾著，劉文忠評注（2007），《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
（元）脫脫等著（2016），《遼史》，北京：中華書局。
（元）脫脫等著，陳述補注（2018），《遼史》，北京：中華書局。
《道藏》（1988），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楊家駱主編（1989），《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台北：鼎文書局。
楊家駱主編（1990），《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
馮國超譯註（2009），《山海經》，北京：商務印書館。
程俊英（2012），《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春秋）左丘明，《左傳》。（清）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
（西漢）司馬遷，《史記》，武英殿二十四史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東漢）王充，《論衡》，《欽定四庫全書》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三國）張揖，《廣雅》，《欽定四庫全書》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晉）郭璞注，《山海經》，《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南朝梁）沈約，《宋書》，《欽定四庫全書》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唐）方幹，《漳州陽亭言事寄於使君》，《全唐詩》，卷六百五十，欽定四庫全書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唐）司馬貞，《史記索隱》，《欽定四庫全書》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唐）蘇鶚，《蘇氏演藝》，《守約篇》本《刊誤‧蘇氏演義》。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五代）劉昫，《舊唐書》，《欽定四庫全書》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後晉）胡嶠著，《陷北記》，清修欽定全唐文《全唐文》，卷八百五十九。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宋）王溥，《唐會要》，《欽定四庫全書》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欽定四庫全書》本。中華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宋）陸游，《鯉魚行》，《陸游詩全集》，卷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宋）羅願，《爾雅翼》，《欽定四庫全書》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欽定四庫全書》本。中華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元）脫脫等著，《宋史》，《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中華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元）脫脫等撰，《遼史》，武英殿二十四史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元）脫脫等著，《金史》，《武英殿二十四史》本。中華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明）宋濂等撰，《元史》，武英殿二十四史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明）楊慎，《升菴集》，《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冊，NO. 26。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AT資料庫。
（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大正新脩大藏經》，第25冊，NO. 1509。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AT資料庫。
（北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1冊，NO. 2092。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AT資料庫。
（唐）不空譯，《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21冊，NO. 1299。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AT資料庫。
（唐）不空譯，《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21冊，NO. 1299。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AT資料庫。
（唐）金俱吒譯，《七曜攘災決》，《大正新脩大藏經》，第21冊，NO. 1308。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AT資料庫。
（唐）玄應譯，《一切經音譯》，《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4冊，NO. 2128。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AT資料庫。
（唐）般若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冊，NO. 261。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AT資料庫。
（唐）慧琳譯，《一切經音譯》，《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4冊，NO. 2128。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AT資料庫。
（宋）法雲編，《翻譯名義集》，《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4冊，NO. 2131。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AT資料庫。
《大佛頂廣聚陀羅尼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9冊，NO. 946。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AT資料庫。
（隋）那連提耶舍譯，《大乘大方等日藏經》，《乾隆大藏經》，第21冊。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
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1988），《佛光大辭典》，頁6067。查詢自佛光山佛光大辭典線上查詢系統。
《內音經》，《太上三十六尊經》，《正統道藏》，第1冊。學衡數據道藏資料庫。
于建設 主編（2006），《赤峰金銀器》，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研究所（2008），《隋仁壽宮‧唐九成宮 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文物華章–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60年重要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考古攬勝–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60年重大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
王懷義（2016），《中國史前神話意象》，台北：里仁書局。
王飛（2013），《摩羯文飾的中國化進程及演變規律 --以考古發現之文物為例》，內蒙古：內蒙古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碩士論文。
王洪震（2011），《漢畫像石》，北京：新視界出版社。
王增永（2007），《神話學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建中、閃修山（1991），《南陽兩漢畫像石》，北京：文物出版社。
田自秉、吳淑生、田青（2003），《中國紋樣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伊藤清司 著，史習隽 譯（2019），《中國的神獸與惡鬼 《山海經》的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
朱天舒（1998），《遼代金銀器》，北京：文物出版社。
何星亮（2008），《圖騰與中國文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
谷莉（2011），《宋遼夏金裝飾紋樣研究》，江蘇：蘇州大學設計藝術學博士論文。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著（2001），《宣化遼墓–1974～1993年考古發掘報告》（全二冊），北京：文物出版社。
河南文物研究所編（1989），《中國石窟‧鞏縣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
肥塚隆、宮治昭編（2000），《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第13卷《インド(1)》，東京：小學館。
長沙窯課題組編（1996），《長沙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保利藝術博物館（2007），《曠代風華 遼寧省博物館藏古代畫名品》，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
南陽文物研究所編（1990），《南陽漢代畫像磚》，北京：文物出版社。
首都博物館編（2018），《大遼五京–內蒙古出土文物暨遼南京建成1080年展》，北京：文物出版社。
孫建華、楊星宇（2008），《大遼公主：陳國公主墓發掘記實》，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門寺博物館等編（2007），《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編（2003），《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國立歷史博物館（2000），《龍文化特展》，臺北：史博館。
張光直 著，郭净、陳星 譯（1998），《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
張偉琳（2013），《遼代金銀耳飾研究》，台中：逢甲大學歷史文物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景明（2011），《遼代金銀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梁思成（1984），《營造法式註釋》，台北：明文出版社。
深圳博物館、內蒙古博物館編（2011），《契丹風韻 內蒙古遼代文物珍品展》，北京：文物出版社。
郭沫若（1952），《甲骨文字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陳葆真（2011），《洛神賦圖與中國古代故事畫》，台北：石頭出版社。
陳述（1978），《契丹社會經濟史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傅熹年 主編（2009），《中國古代建築史》第二卷《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建築》，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第二版。
傅樂成主編，王明蓀著（1979），《中國通史．宋遼金元史》，台北：長橋出版社。
彭善國（2003），《遼代陶瓷的考古學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
揚之水（2022），《中國金銀器》（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揚之水（2022），《中國金銀器》（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逸見梅栄（1976），《古典印度文様》，東京：東京美術。
項春松（1996），《遼代歷史與考古》，內蒙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馮時（2001），《天文考古學》，北京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楊伯達主編（2004），《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金銀器二》，石家庄：河北美術出版社。
楊利慧（2009），《神話與神話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靳維柏、鄭東主編（2003），《唐陳元通夫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聞一多（1956），《神話與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趙國華（1990），《生殖崇拜文化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劉敦楨（1990），《中國古代建築史》，台北：明文出版社。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2004），《廣西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
潘飆（2020），《摩竭紋中國化研究》，甘肅：西北師範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碩士論文。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5），《凌源小喇嘛溝遼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韓偉編著（1989），《海內外唐代金銀器萃編》，西安：三秦出版社。
蘇州博物館編著（2006），《蘇州博物館藏虎丘雲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
Odette Viennot （1954）, Typologie du makara et essai de chronologie, Arts Asiatiques Vol. 1, No. 3,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p.207.
（1995）〈阜新查海遺址發現大型石塊堆塑龍〉，《北方文物》，02期，頁77。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內蒙古通遼市吐爾基山遼代墓葬〉，《考古》，07期，頁50-53+106-108。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館、阿魯科爾沁旗文物管理所（1996），〈耶律羽之墓發掘簡報〉，《文物》，01期，頁4-32, 97-100。
王大方（2010），〈關於內蒙古吐爾基山遼墓墓主人身分的推測〉，《東北史地》， 02期，頁8-9+100-102。
王子奇（2019），〈北朝隋唐時期鴟尾發展中的幾個問題〉，《北方文物》，1期，頁47-56。
王小燕（2018）〈中國傳統魚龍紋的源流及內涵〉，《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期，頁103-106。
王秋華（1982），〈遼代墓葬分區與分期的初探〉，《遼寧大學學報》，03期，43-46。
王萍、劉國祥（2014），〈從考古發現看遼西地區龍的起源〉，《四川文物》，6期，頁29-31。
王煜、王歡（2017），〈三國時期吳地黃道十二宮圖像試探〉，《考古與文物》，5期，頁96-102。
冉萬里（2017），〈對摩羯紋飾及其造型的一些思考〉，《西部考古》，1期，頁313-341。
安家瑤（1990），〈唐長安西明寺遺址發掘簡報〉，1期，頁45-55。
安寧（2019），〈遼金時期北京佛教文化再認識〉，《法音》，08期，頁48-52。
何星亮（1989），〈圖騰與神的起源〉，《民族研究》，4期，頁57-64。
吳宇虹（2009），〈巴比倫天文學的黃道十二宮和中華天文學的十二辰之各自起源〉，《世界歷史》，3期，頁115-129。
岑蕊（1983），〈摩竭紋考略〉，《文物》，10期，頁78-80+85。
李文澤（1999），〈遼代的官方教育與科舉制度研究〉，《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期，頁59-60。
李志夫（1995），〈佛教中國化過程之研究〉，《中華佛學學報》，8期，頁75-95。
李星（1995），〈話說魚龍變化──摩竭紋〉，《文物春秋》，3期，頁72-73。
村田治郎著、學凡譯（1998），〈中國鴟尾史略（上）〉，《古建園林技術》，1期，頁57-64。
村田治郎著、學凡譯（1998），〈中國鴟尾史略（下）〉，《古建園林技術》，2期，頁63-64。
杜振明等（1994），《遼寧發現龍形堆石》，《新華社每日電訊》，1994年10月13日。
谷莉（2013），〈宋遼夏金時期摩羯紋裝飾與造型考〉，《文藝研究》，12期，頁170-171。
谷莉（2013），〈論宋遼夏金時期裝飾紋樣之發展〉，《大舞台》，10期，頁245-246。
孟古托力（2004），〈金朝儒家民族觀探微——金以前儒家民族觀發展的歷史軌跡〉，《北方文物》，03期，頁68-80。
宗喀．漾正岡布，劉鐵程（2009），〈契丹文化變遷與早期政治〉，《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03期，頁69-76。
武玉環（1996），〈遼代儒學的發展及其歷史作用〉，《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05期，頁14-18。
武亞芹、王瑞青（2000），〈內蒙古科左中旗小努日木遼墓〉，《北方文物》，03期，頁32-35+113-114。
施俊（2004）〈漫說魚龍變化〉，《收藏界》，1期，頁57-58。
韋正（2005），〈從考古資料看顧愷之《洛神賦圖》的創作年代〉，《藝術史研究》，7期，頁269-279。
韋兵（2017），〈宋元士大夫與星命、星命術士〉，《學術月刊》，3期，頁150-161。
韋兵（2015），〈黃道十二宮與星命術 ：文人和他們的摩羯宮〉，《文史知識》，3期，頁28-37。
韋兵（2005），〈日本新發現北宋開寶五年刻《熾盛光佛頂大威德銷災吉祥陀羅尼經》星圖考——兼論黃道十二宮在宋、遼、西夏地區的傳播〉，《自然科學史研究》，3期，頁214-221。
哲里木盟博物館、内蒙古文物工作隊（1982），〈庫倫旗第五、六號遼墓〉，《内蒙古文物考古》，02期，頁28+35-46。
夏鼐（1976），〈從宣化遼墓的星圖論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考古學報》，2期，頁35-58+195-198。
孫建華、張郁（1987），〈遼陳國公主駙馬合葬墓發掘簡報〉，《文物》，11期，頁4-24+97-106。
孫偉杰、蓋建民（2015），〈黃道十二宮與道教關系考論〉，《中國哲學史》，03期，頁74-82。
孫機（2000），〈神龍出世六千年 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臺北：史博館，頁24-58。
孫機（1986），〈摩羯燈——兼談與其相關〉，《文物》，12期，頁74-78。
烏蘭察布盟文物工作站（1983），〈察右前旗豪欠營第六號遼墓清理簡報〉，《文物》，09期，頁1-8。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996），〈陝西省三原縣雙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簡報〉，《文物》，1期。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靖邊縣文物管理辦（2017），〈陝西靖邊縣楊橋畔渠樹壕東漢壁畫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01期，頁3-28+2+13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2011），〈唐睿宗橋陵陵園遺址考古探勘、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01期，頁11-23＋9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蒲城縣文物局（2011），〈唐玄宗泰陵陵園遺址考古探勘、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3期，頁3-11。
商春芳、裴學杰（2017），〈摩羯魚石刻與武則天的轉輪王政教思想關系研究〉，《洛陽理工學院學報》，4期，頁1-7。
崔漢林、夏振（1985），〈陜西華陰北魏楊舒墓發掘簡報〉，《文博》，頁4-11。
常櫻（2020），〈摩羯紋在中國的傳播與興衰〉，《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3期，頁126-135。
康平縣文化館文物組（1986），〈遼寧康平縣后劉東屯遼墓〉，《考古》，10期，頁922-925。
張明星、蘇曉明（2022），〈從薩滿教到佛教-遼代墓葬藝術中的宗教元素嬗變初探〉，《內蒙古藝術學院學報》，73期，頁135-144。
張景明（2006），〈遼代金銀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1期，頁41-46。
張景明（2006），〈遼代金銀器的特征及造型藝術〉，《大連大學學報》，1期，頁65-70。
莫家良（1987），〈遼代陶瓷中的龍魚形注〉，《遼海文物學刊》，2期。
許曉東（2001）〈佛教對遼代工藝的影響〉，《故宮博物院院刊》，2期，頁44-59。
郭康松（2011），〈論遼文化對唐文化的繼承〉，《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03期，頁225-230。
都興智（1988），〈金代科舉制度的特點〉，《北方文物》，02期，頁59-64。
陳志謙（1988），〈唐昭陵長樂公主墓〉，《文博》，3期，頁10-30。
陳曉偉（2010），〈遼以釋廢-少數民族視野下的佛教〉，《世界宗教研究》，頁42-54。
陶思炎（1990），〈中國魚文化的變遷〉，《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期，頁78-85。
彭艷芬、王路明（2007），〈五代時期契丹遼朝的中原政策述論〉，《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01期，頁16-18。
揚之水（2010），〈遼代金銀器中的漢風〉，《收藏家》，11期，頁61-68。
曾堉（1984），〈魚龍變─龍的探索（三）〉，《故宮文物月刊》，第15期，頁33-36。
粟紹巍、張晶（2021），〈中印摩羯紋源流考辨〉，《美術大觀》，12期，頁118-124。
粟紹巍（2020），〈淺談《洛神賦圖》中的文魚形象〉，《美與時代（上）》，09期，頁56-59。
賀林、梁曉青等（1983），〈西安發現唐代金杯〉，《文物》，1983年09期，頁14。
馮永謙（1960），〈遼寧省建平、新民的三座遼墓〉，《考古》，02期，頁15-24+4-6。
馮恩學（2011），〈遼墓反映的契丹人漢化與漢人契丹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03期，頁68-73+160。
馮雙元（2011），〈鴟尾起源考〉，《考古與文物》，1期，頁58-63。
楊伯達（2001），〈摩羯、摩竭辨〉，《故宮博物院院刊》，6期，頁41-46+96-97。
溫金玉（2009），〈遼金佛教政策研究〉，《全球化下的佛教與民族—第三屆兩岸四地佛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頁349-358。
寧波、劉順、何琳（2017），〈中國古代魚文化的隱喻意象與歷史演化〉，《中國漁業經濟》，4期，頁93-99。
臧麗娜（1999），〈鴟尾考略〉，《東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期，頁79-83。
齊偉（2008），〈遼代摩竭形器物及其相關〉，《遼寧省博物館館刊》，頁283-294。
劉未（2009），〈遼代契丹墓葬研究〉，《考古學報》，04期，頁497-546。
劉建國、劉興（1982），〈江蘇丹徒丁卯橋出土唐代銀器窖藏〉，《文物》，11期，頁15-24。
劉浦江（1996），〈遼金的佛教及其社會影響〉，《佛學研究》，5期，頁231。
劉海年、李岱松（2014），〈遼代墓葬形制的分析與研究〉，《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31期，頁21-24。
鄭紹宗（1996），〈宣化遼壁畫墓彩繪星圖之研究〉，《遼海文物學刊》，02期，頁46-61。
鄭紹宗（1975），〈遼代彩繪星圖是我國天文史上的重要發現〉，《文物》，8期，頁40-44。
鄭煒、崔明德（2010），〈遼金時期民族關系思想的發展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04期，頁52-56。
遼寧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1996），〈遼寧法庫縣葉茂台 8.9 號遼墓〉，《考古》，06期，頁41-47+102。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1996），〈遼寧北票水泉一號遼墓發掘簡報〉，《文物》，01期，頁44-51+101-103。
薛志強（2012），〈中國東北西遼河地區，“龍”起源的幾個問題〉，《東疆學刊》，2期，頁25-30。
鞠賀（2022），〈佛教信仰與遼朝〉，《忻州師范學院學報》，38(06)期，頁1-6。
鞠賀（2021），〈遼代佛教淵源考〉，《赤峰學院學報》，42期，頁8-11。
蘇啟明（2000），〈世紀龍顏–龍的歷史構成及其美學特質〉，《龍文化特展》，臺北：史博館，頁5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