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3月末，日軍在甲午戰爭進入尾聲時出兵佔領澎湖，為臺澎地區獨有的「日佔時期」，日本並在馬關條約簽訂時，要求將澎湖、臺灣及附屬島嶼割讓給日本，澎湖也為全臺最早進入「日治時期」的區域。日軍攻澎全程僅歷時3日，便佔領澎湖全域，然而真這的考驗才要開始。日軍在戰鬥過程中的陣亡人數屈指可數，但因澎湖水源匱乏，日軍衛生用水條件不佳，致使霍亂在軍中急劇擴散，最終導致千餘兵士病歿，使日軍意識衛生水源的重要性。
日軍正式統治澎湖以後，在澎湖設置軍事機構。其中以1901年升格的海軍「馬公要港部」，為日本帝國南方最重要的軍港；1903年設置的「澎湖島要塞司令部」，是衛戍帝國軍港的重要守衛，如此砥定澎湖的軍事組織構成。軍事單位的進駐，也使日軍對衛生水源的需求愈加迫切，驅使日軍進行一系列水源設施的發展與建設。
統治初期，各項設施百廢待舉，日軍難以在短期內尋得水源，故自日本本土徵調「海水蒸餾機」，供駐澎的海陸軍及澎湖廳相關單位用水。1905年日俄戰爭時，澎湖的軍事地位更加彰顯，來港補給、休整的海軍艦艇倍增，日軍擴增軍備物資貯量，增建大型「海水蒸餾機」，增加軍事補給的能量。水源供應量的提升，也使澎湖在日俄戰爭結束後，仍是日軍區域補給的重要據點。
「海水蒸餾機」的使用有其限制與缺陷，權衡之下不適作為唯一的水源供應設備，故日軍也積極設置「鑿井」，並在1912年興建「馬公要港部水道」飲水設施。隨艦艇來港日增，「馬公要港部」的水源設備日益發展，最終備有「海水蒸餾機」、「鑿井」、「馬公要港部水道」等3種水源設備交互使用，也使澎湖的軍事地位日益彰顯。
因來港艦艇的增加，海軍兵士大量進入澎湖，馬公市街作為澎湖的軍、政、商的中心，士兵的日常生活、休憩，自然也與馬公市街密不可分。為維護馬公市街的衛生環境，1927年起興建「馬公水道」，以國家的力量，扶持地方的衛生用水建設。
各項水源設施的完備，穩定「馬公要港部」的水源供應，使澎湖成為日本前進「南支南洋」的重要海軍根據地。「馬公要港部」軍事機能的提升，使其擔負中國沿岸1,200海浬的警備工作，擁有足夠艦艇守衛臺灣海域、執行海上救難與護航任務。水源設備的完善，不只防治疾病傳播，更促成澎湖軍事地位的提升，是「馬公軍港」成為日本帝國南方海軍根據地的重要條件。

Imperial Japanese troops mounted a military campaign and successfully occupied Penghu Islands at the very end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in late March 1895, which led to the only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around Taiwan and Penghu region. After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was officially signed, Penghu, Taiwan and the surrounding islands were ceded to Imperial Japan under their demand. The archipelago thus became one of the first areas ente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troops took only 3 days to occupy the whole archipelago, but the real challenge had just begun. Japanese battle casualties were minimal. However, due to lack of safe water, an outbreak of cholera shortly after the capture of the islands claimed the lives of more than a thousand Japanese soldiers. The outbreak of waterborne diseases enhanced the significance of safe water resources to the Japanese troops.
Military facilities were established after they officially governed the islands. The upgraded Mako Guard District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naval base in the southern end of the Japanese Empire in 1901. The Penghu Bay Fortress Headquarter, which established in 1903, was the essential barrier defending the base. By this time, the structure of Penghu's military organization thus settled. The settlement of military facilities meant the safe water supply became more urgent. This forced Japanese troops started to construct a series of facilities to provide safe water supplies.
Lacking infrastructure, the Navy couldn't find adequate supplies of water source in a short term, hence they mobilized saline water distillation equipment from home islands to increase the scale of water supplies for the troops and the Hoko Prefecture.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1905, the military role of Penghu base became more crucial. The number of vessels seeking for replenishment in the harbor increased dramatically, forcing the troops to expand the storage capacity for military supplies. Large saline water distillation plants were constructed and the military logistic system had been enhanced. Due to the increased scale of safe water supplies, Penghu had become one of the essential military logistics centers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
The groups of distillation equipment were considered not to be the only facilities to provide safe water since they had certain limits and flaws. Japanese troops were also actively digging deep wells and building drinking water pipelines in Mako Guard District in 1912. The water supply system in Mako Guard District gradually improved along with the increased number of vessels in the harbor. Distillation plants, deep wells and the drinking water pipelines that operated in turns had strengthened the status of Penghu's military role since.
Sailors also swarmed in Penghu islands with their ships, and since Mako town area was the military,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center of Penghu, their everyday life and recreation were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streets.To maintain the local sanitary condition in the streets with national forces, the government started to build drinking water pipelines in Mako in 1927.
The completion of various facilities had stabilized the water supply of Mako Guard District, allowing Penghu to become the essential base f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expansion campaign toward South China and South Sea. Mako Guard District's improvement in military function led to its responsibility to defend the 1,200 NM long China coastline. The naval base had a sufficient number of vessels to achieve guarding, rescuing and escorting missions. The completion of safe water facilities successfully prevented the spreading of waterborne diseases and improved Penghu's military role. It was this sufficient condition that made Mako become the essential naval base in the southern end of the Japanese Empire.

一、檔案與史料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典藏，《戦前期外務省記録》。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典藏，《海軍一般史料》。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典藏，《海軍公報》。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典藏，《海軍省公文備考》。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典藏，《陸軍一般史料》。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典藏，《陸軍省大日記》。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典藏，《太政官・内閣関係》。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典藏，《財政史関係》。
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典藏，《臺灣日日新報》。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臺灣總督府檔案》。
井原尹三太郎編，《澎湖島大觀》（澎湖廳：井原尹三太郎，1932）。
井田麟鹿，《澎湖風土記》（東京：以文館，1911）。
海軍省医務局編，《海軍醫事報告撮要》（26號）（海軍省医務局，1914）。
海軍省医務局編，《海軍醫事報告撮要》（27號）（海軍省医務局，1914）。
海軍省医務局編，《海軍醫事報告撮要》（58號）（海軍省医務局，1914）。
海軍省編，《海軍制度沿革》（巻10）（海軍大臣官房，1940）。
海軍省編，《海軍制度沿革》（巻15）（海軍大臣官房，1942）。
海軍省編，《海軍制度沿革》（巻4）（海軍大臣官房，1939）。
海軍省編纂，《海軍智識》（東京：軍人会館出版課，1942）。
近藤清次郎，《中学化学教科書》（東京：文学社，1903）。
胡建偉，《澎湖紀略》（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3）。
山本英十，《水の科学》（東京：目黒書店，1943）。
周于仁、胡格纂輯，《澎湖志略》（台北市：文建會，2005）。
水谷叔彦 [ほか]編，《軍艦機関計画一班：巻ノ2 図》（東京：海軍機関学会，1919）。
水谷叔彦，《軍艦機関計画一斑：巻ノ3》（東京：績文社，1899）。
水路部，《日本水路誌》（第2卷附録）（水路部，1896）。
台湾総督官房企画部編，《台湾常住戸口統計．昭和14年末》（台北：台湾総督官房企画部，1940）。
台湾総督官房調査課編，《台湾常住戸口統計．昭和9年12月31日》（台北：台湾総督官房調査課，1935）。
台湾総督官房臨時戸口調査部編，《臨時台湾戸口調査概覧表．第2次》（台北：台湾総督官房臨時戸口調査部，1917）。
台湾総督官房臨時国勢調査部編，《国勢調査結果表．昭和5年．州廰編．澎湖廰》（台北：台湾総督官房臨時国勢調査部，1933）。
台湾総督府民政部，《澎湖群島地質図》（台湾総督府民政部，1898）。
台湾総督府民政部土木局編，《台灣水道誌本編》（台湾総督府民政部土木局， 1918）。
台湾総督府民政部土木局編，《台灣水道誌圖譜》（台湾総督府民政部土木局， 1918）。
台湾総督府國土局土木課編，《台湾総督府國土局主管土木事業概要》（昭和17年11月）（台湾総督府國土局土木課，1942）。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北：古亭書屋，1947）。
台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編，《台湾総督府内務局主管土木事業統計年報》（昭和4年～昭和16年）（台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1935～1943）。
台灣總督府國土局土木課編，《台灣總督府內務局主管土木事業概要》（昭和2年～昭和17年11月）（台湾総督府國土局土木課，1927～1942）。
大蔵省印刷局編，《官報》（日本マイクロ写真，1899～1943）。
李紹章，《澎湖縣誌（上）》（澎湖：澎湖縣政府，1960）。
天野馨編，《台湾事情：地理風俗》（大川屋，1895）。
田尻稲次郎，《地下水利用論》（東京：洛陽堂，1915）。
東鄉吉太郎，《澎湖島》（東京：青木嵩山堂，1903）。
内丸最一郎，《蒸汽罐》（東京：丸善株式會社，1918）。
二瓶寿松，《艦船実用機関術》（東京：丸善株式會社，1913）。
友田冝孝，《工業化学要論》（東京：同文書院，1942）。
陸軍築城部本部編，《現代本邦築城史》（第2部 第10巻）（陸軍築城部本部，1943）。
林豪，《澎湖廳志》（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8）。
臨時台湾戸口調査部，《臨時台湾戸口調査要計表：街庄社別住居及戸口等．明治38年》（台北：臨時台湾戸口調査部，1907）。
鈴村譲編，《台湾全誌》（第1巻）（台湾経世新報社，1936）。
廣松良臣，《帝国最初の植民地台湾の現況：附・南洋事情》（台湾図書刊行会，1919）。
澎湖廳警務課編，《衛生概況》（昭和10年度）（澎湖廳警務課，1936）。
澎湖廳編，《廳報》（澎湖廳，1896～1920）。
澎湖廳編，《澎湖事情》（澎湖廳，1929、1932、1936）。
澎湖廳編，《澎湖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2年～昭和12年）（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
澎湖廳編，《澎湖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
澎湖廳編，《澎湖廳歳入歳出予算書》（昭和13～19年度）（澎湖廳，1928～1945）。
澎湖廳編，《澎湖廳第三統計書》（澎湖廳，1918）。
澎湖廳編，《澎湖廳第四統計書》（澎湖廳，1919）。
澎湖廳編，《澎湖廳統計概要》（澎湖廳，1929、1933～1942）。
澎湖廳編，《澎湖廳報》（澎湖廳，1926～1943）。
臺灣水道研究會編，《臺灣水道誌本編》（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1941）。
臺灣水道研究會編，《臺灣水道誌圖譜》（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1941）。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臺灣水道誌》（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1929）。

二、專書

「歴史群像」編集部編，《歴史群像太平洋戦史シリーズVol.23 秋月型駆逐艦》（東京：学習研究社，1999）。
上杉和央編，《軍港都市史研究Ⅱ景觀篇》（大阪市：清文堂出版株式会社，2012）。
山田朗，《軍備拡張の近代史――日本軍の膨張と崩壊》（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97）。
今尾惠介，《地図で読む戦争の時代》（東京都：白水社，2011）。
太平洋戦争研究会著，《日本海軍がよくわかる事典》（東京：PAP研究所，2008）。
太平洋戦争研究会編，《大日本帝国海軍全艦艇》（東京：世界文化社，2008）。
太平洋戦争研究会編，《図説帝国海軍．旧日本海軍完全ガイド》（東京：翔泳社，1995）。
寺田近雄，《日本軍隊用語集》（東京：株式会社立風書房，1992）。
寺田近雄，《続･日本軍隊用語集》（東京：株式会社立風書房，1995）。
佐世保市史編さん委員会編，《佐世保市史（軍港史編 上巻）》（佐世保：佐世保市，2002）。
佐世保市史編さん委員会編，《佐世保市史（軍港史編 下巻）》（佐世保：佐世保市，2002）。
余光弘，《媽宮的寺廟（馬公市鎮發展與民間宗教變遷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部，《陸海軍年表》（東京都：朝雲新聞社，1980）。
松下孝昭，《軍隊を誘致せよ陸海軍と都市形成》（東京都：吉川弘文館，2013）。
板根嘉弘編，《軍港都市史研究Ⅰ舞鶴篇》（大阪市：清文堂出版株式会社，2010）。
林文鎮、洪文源、葉茂生編纂，《馬公市各里人文鄉土叢書－第10輯》（馬公案山里、光華里）（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市公所，2007）。
林文鎮、洪文源、葉茂生編纂，《馬公市各里人文鄉土叢書－第11輯》（馬公前寮里、石泉里、菜園里）（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市公所，2007）。
林文鎮、洪文源、葉茂生編纂，《馬公市各里人文鄉土叢書－第12輯》（馬公鐵線里、鎖港里）（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市公所，2007）。
林文鎮、葉茂生編纂，《馬公市各里人文鄉土叢書－第1輯》（馬公南北甲（中央里、復興里、新復里、長安里））（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市公所，2006）。
林文鎮、葉茂生編纂，《馬公市各里人文鄉土叢書－第2輯》（馬公東甲（啓明里、重慶里））（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市公所，2006）。
河西英通編，《軍港都市史研究Ⅲ吳篇》（大阪市：清文堂出版株式会社，2014）。
原田敬一，《日清戦争》（東京：吉川弘文館，2008）。
荒川章二，《軍隊と地域》（東京：青木書店，2001）。
張玉璜，《媽宮（1604~1945）－一個臺灣傳統城市空間現代化變遷之研究》（澎湖縣：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98）。
許佩賢譯，《攻台戰記—日清戰史．臺灣篇》（台北：遠流，1995）。
許雪姫總編纂，《續修澎湖縣志．卷七經濟志》（澎湖縣：澎湖縣政府，2005）。
許雪姫總編纂，《續修澎湖縣志．卷八城市志》（澎湖縣：澎湖縣政府，2005）。
許雪姫總編纂，《續修澎湖縣志．卷一大事記》（澎湖縣：澎湖縣政府，2005）。
許雪姫總編纂，《續修澎湖縣志．卷九衛生志》（澎湖縣：澎湖縣政府，2005）。
許雪姫總編纂，《續修澎湖縣志．卷二地理志》（澎湖縣：澎湖縣政府，2005）。
許雪姬，《澎湖縣誌》（澎湖：澎湖縣政府，1990）。
陳正祥，《台灣地志－下冊》（台北：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報告94號，1959）。
福井靜夫，《写真日本海軍全艦艇史決定版》（東京：ベストセラーズ，1994）。
雑誌「丸」編集部編，《図解日本の重巡》（東京：光人社，1999）。
雑誌「丸」編集部編，《図解日本の戦艦》（東京：光人社，1999）。
雑誌「丸」編集部編，《図解日本の駆逐艦》（東京：光人社，1999）。
劉鳳翰，《日軍在臺灣（上）》（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1997）。
劉鳳翰，《日軍在臺灣（下）》（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1997）。
蔡平立，《馬公市志》（澎湖：馬公市公所，1984）。
蘇益田，《生態條件對澎湖傳統聚落型態之影響》（澎湖縣：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98）。

三、學位論文

呂哲奇，〈日治時期台灣衛生工程顧問技師爸爾登（WilliamKinninmondBurton）對臺灣城市近代化影響之研究〉（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1999）。
李宛諭，〈上水道於城市近代化中的角色變遷－以台南水道發展脈絡與轉型為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范燕秋，〈日據前期臺灣之公衛發展－以防疫為中心之研究（1895－192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郎咏恩，〈日治時期臺灣地方病之調查與防治－以肺吸蟲病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孫偉恩，〈日治前期臺灣主要防疫策略之統治意涵〉（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0）。
陳林頌〈本城上水‧時空由道---臺灣日治時期上水道之調查研究與保存行動〉（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陳皇志，〈臺北水道建設與近代殖民都市發展（1895-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
黃文珊，〈高雄左營眷村聚落的發展與變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7）。
楊晴惠，〈航向「日本」的途中：日治時期臺灣海事發展〉（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葉偉倫，〈從都市計畫檢視日治時期的台南現代性〉（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劉俐伶，〈臺灣日治時期水道設施與建築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蔡文騰，〈軍事佈防的變遷～以澎湖為探討中心（1945年以前）〉（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蔡文騰，〈日本帝國海軍在澎湖：以馬公軍港為中心（1895-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8）。
蔡宏賢，〈臺北水道水源地唧筒室建築之探討〉（國立藝術學院美術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1999）。
賴建宇，〈乾淨用水對長期健康及教育成就的影響：以西元1909－1933日治時期臺灣的水道建設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簡明山，〈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土木技師濱野彌四郎對臺灣城鄉發展近代化影響之研究〉（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簡博秀，〈日據時期台北市：殖民主義下都市計畫與空間構造〉（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魏嘉弘，〈日治時期臺灣「亞洲型霍亂」之研究（1895－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

四、期刊與研討會論文

井上敏孝，〈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ける高雄港築港事業－砂糖積み出し港から工業港への変遷－〉，《教育実践学論集》（第15号）（兵庫教育大学，2014）。
范燕秋，〈日治前期臺灣公共衛生之形成(1895-1920)：一種制度面的觀察〉，《思與言》（第33卷第二期）（思與言雜誌社，1995）。
范燕秋，〈軍略要地、殖民與澎湖的公共衛生～以日治初期醫療系統為分析主軸〉，《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澎湖縣馬公市：澎湖縣文化局，2002），頁116－136。
范燕秋，〈殖民醫學的先鋒︰從牡丹社事件到乙未戰役的軍陣醫學〉，《臺灣史研究》（第 27 卷第1 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頁51-94。
張淵斯、曹知行，〈海水淡化的發展〉，《科學發展》（第438期）（國家實驗研究院，2009）。
楊博淵、葉純帆，〈日治時期馬公市街公園綠地的形成與發展〉，《澎湖研究第六屆學士研討會論文輯》（澎湖縣馬公市：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7），頁77－111。
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臺灣史研究》（第八卷第一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辦處，2001）。
劉翠溶、劉士永，〈臺灣歷史上的疾病與死亡〉，《臺灣史研究》（第四卷第二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辦處，1997）。
蔡文騰，〈從漁港變軍港：日治時期馬公要港之形成〉，《澎湖第七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135－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