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對臺日蕉貿網絡的觀察，本文欲探討的主軸如下：
首先，以出口市場而言，1945年後的臺蕉出口與日治時期一樣以日本市場為主。在此背景下，1945年後的臺日蕉貿網絡有那些是日治時期的傳承，又有何變遷？因其經濟地位的重要，已有很多關於戰後的臺灣香蕉的相關研究。但既有的研究中，大多作品皆出自農業經濟學、企業管理學或合作經濟學之領域，因此論述多偏重香蕉產銷的政策面與經濟分析，而缺乏歷史性的或是人脈關係上的視角。 陳慈玉的〈臺灣香蕉的產銷結構（一九一二—一九七二）〉一文是少數出自歷史學界的相關作品， 文中以香蕉出口制度的轉變為主要脈絡，對臺蕉產銷結構的演變做一探討，但在人脈關係之面相上仍留下許多研究的空間。
其次，有關臺灣精英的既有研究，常偏重政治精英與文化精英，對經濟精英的探討，也多限於大企業或家族。本文則以中小蕉商與青果合作社的蕉農領袖為觀察的對象。這些中小商人是締造臺灣「香蕉王國」的最大功臣。不過也因為出口業者的零碎複雜，使臺蕉的出口體制一直難以有效率的整合。這也是臺蕉最後在日本市場失利的結構性因素之一。
再者，學界一般對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的研究，常強調中華民國政府對經濟體制的建構，而忽略社會精英所扮演的角色。關於臺灣香蕉既有的研究，也多以制度分期，強調國家的重要。 相較之下，本文則較為強調「人」的因素。本文將指出，在戰後臺日蕉貿的進程中，除國家力量扮演重要角色外，民間所展現蓬勃而活躍的社會力量，不論對於臺日蕉貿的進展或貿易網絡的型塑均功不可沒。尤其戰後初期香蕉業者在出口體制建構的過程中，實有超乎政府權力的自主性空間。商人的力量，實是締造「香蕉王國」最堅實的基礎之一。面對如此活躍的民間力量，國家與社會到底呈現何種關係，亦是本文的重點。
本文除緒論與結論外，以對戰後臺日蕉貿最具影響力的兩個關鍵的轉折點為界，分為三部分，共七章。這兩個關鍵的轉折點為：（1）1963年4月日本開放香蕉貿易自由化，使各地區的香蕉都可自由進口；（2）1960年代中期開始，臺蕉的不利之局逐漸形成。第一部份分為三章。第一章論述的時間為1945至1950年9月，在這段時間內，政府對臺蕉的出口甚少干涉，故稱為「自由放任的時期」。先回顧日治時期臺蕉的產銷結構，再論述戰後青果合作社的重組，與蕉商在開拓日本市場上所扮演的角色。第二章論述的時間為1950年10月至1963年3月。在這段時間內，政府嘗試建構新的臺蕉輸出體制。由此過程，我們可管窺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並一探出口體系的內爭。第三章的重點的重點則包括臺灣蕉商的在日聯號與在日華商，及臺灣如何透過這些貿易網絡擴大貿易額。
第二部份分為兩章。第四章論述1963年4月日本蕉貿自由化前夕，臺日各進出口業者的卡位競爭。第五章的重點則是政府所建立的新輸出體制（「五五制」），包括新體制醞釀的過程、影響、各出口團體的反應，並從中觀察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第三部份也分兩章。第六章的重點為1960年代中期後臺蕉種種不利之局的形成，包括日本成立「日本香蕉輸入組合」，實施「二元化」的香蕉輸入制度，不再對臺蕉實行自由化的輸入，與中南美蕉及菲律賓蕉的大量輸日。第七章則論及臺灣為捍衛日本市場所作的種種努力。1971年8月，日本二度開放臺蕉進口自由化，使原有的貿易型態再度改變，故本文將此訂為時間的下限。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主要為各相關政府機關的檔案，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經濟安定委員會及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的檔案，與外交部北投檔庫所收藏的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另外，各重要報紙，如《中央日報》、《聯合報》、《徵信新聞》、《臺灣民聲日報》、《臺灣民聲日報》、《臺灣新聞報》等，與青果界的定期刊物，如《果農合作》、《青果通訊》與《臺灣青果》等，亦提供本文極為重要的參考資料。此外，在關於日本方面香蕉業界的史料，主要來自國內青果刊物的譯述或新聞報導。另外，高木一也所著的〈輸入沿革史〉也是本文所參考的重要史料。高木氏長期任職於日本香蕉輸入組合的事務局，故其著作應極具參考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