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提要

宋代知識份子看似大膽妄為的疑經、改經現象，事實上是一種理性精神的抬頭，而這種理性精神的抬頭和整個歷史文化的發展有很大的關聯。歷史文化的發展亦即意味了時代的轉變。傳統經學以「禮」為核心的詮釋主軸，到了宋代，尤其是自認居於儒學及文化正統的理學家，轉而以「天理」來闡述聖人之言，這樣的轉變事實上即意味著文化核心價值的轉變。本論文試圖透過對照鄭玄、趙岐、皇侃、孔穎達等傳統經學注疏和宋代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的新注，在經典詮釋的脈絡裡看中國經學從漢唐到宋代、由「禮」到「理」的價值轉向，同時也透過這樣的轉向來看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的解經思想與方法，及經學史上的意義與價值。

就解經方法而言，朱子「通經求理」的解經思考並不是憑空而來。如果魏晉時代王弼、郭象等人關於「意在言外」、「得魚忘荃」等「言意之辨」的討論，是對「經典文本」與「聖人之意」關係的思考與反省，那麼朱子「通經求理」的解經方法便是「言意之辨」落實於經典詮釋的進一步發展。朱子將「經典文本」（聖人之言）視為「載具」，通過「經典文本」（聖人之言）求「聖人之意」，然後窺探「聖人之意」背後含醞的「天理」，並以「天理」作為最終極的追求價值與目標。如此一來，在「聖人之言」裡，可以領悟「天理」的存在，則「經學」便不單單只是「經典」注疏之學，而是追求「天理」的學問。就漢唐傳統經學「通經致用」的觀點來看，注疏「經典」所可能彰顯的，是一個社會倫理、文明結構的理想，但在朱子「通經求理」的解經思想和方法下，注疏「經典」卻轉而成為說明「真理」的過程。

中國傳統儒家由先秦、兩漢至唐，是以「禮」，或者說社會倫理秩序為核心，強調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並且從社群網絡中肯定人的價值意義。然而自唐至宋，受到佛教思想影響，儒家知識份子對「人」的看法開始產生變化，他們開始意識到只從外部的定位並不能完整說明人的存在意義和價值，也無法彰顯儒家對於現世價值的獨特關懷，因此轉而尋求一種不因時因制因地因人而改變的恆在價值根源，也就是「天理」。朱子以「天理」作為超越的價值所在及萬事萬物所以然的說明，將「人道」視為「天道」的落實，內在地和先秦儒家重「人世」的精神相結合，同時又清楚區隔出儒家和佛老思想根本上的差異。因此朱子說「天理」、「天道」就是「三綱五常」，朱子的「天理觀」不僅承接了先秦原始儒家的關懷核心，同時更進一步架構出「三綱五常」背後的價值意義。如果說漢唐經注致力於「如此」、「其然」的說明，那麼朱子重新集結、注解《四書》，則是對「所以然」的說明，也就是「天理」的存在。

勞思光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中認為先秦諸子的興起基源於「禮崩樂壞」，因此如何重建人間秩序與價值，便成了儒家關懷的核心。這也同時可以說明為什麼傳統儒學與經學家會以「禮」作為思考核心，從社會群體倫理的角度來說明、界定人的意義和價值。然而朱子所面對的並不是外部的「禮崩樂壞」，而是人心陷溺的問題。朱子認為真正破壞價值與秩序的，是人欲之私，這種由外部秩序的注意轉到人內在本質的思考，可說是一種解經方向的大轉變。在面對人欲之私的反省下，朱子以「天理」對治人欲之私，以「天理」作為價值的根源和萬事萬物存在的依據，同時也作為「人道」的終極目標。《四書章句集注》反映出來的是對世道的反省、對天道（真理）的信仰以及對人世、人道理想的實踐。因此，傳統儒家關懷的是人間秩序的建構，但朱子在《四書章句集注》中追求的，不只是秩序，更是「人」的價值肯定，這是朱子集結《四書》、重新注疏《四書》背後很不一樣的關懷重點。

總的來說，「價值淪喪」是朱子面對的焦慮。「天理」、「天道」、「道統」與其說是對於社會秩序的關懷，不如說是對「社會價值淪喪」的反省。朱子透過重塑經典材料、重新詮釋經典，將經典轉變成一種與自我內心相關的指導，建立起一個超然的價值依歸，這或許可以說是朱子《四書章句集注》最重要的解經成果與意義，也可以說是《四書章句集注》在中國經學史中，所以獨特而重要的關鍵。同時我們也從漢唐舊注與《四書章句集注》的比較中看到中國傳統解經角度與關懷的轉變。就經學歷史的發展來說，朱子《四書章句集注》所彰顯的，不僅僅只是新方法、新角度，新權威誕生背後代表的是傳統文化價值觀與世界觀的轉變，這是朱子《四書章句集注》在中國經學歷史裡最特出的意義。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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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義利學說的探討〉陳大齊著，《中國學術史論文集》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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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乾初《大學辨》對朱子的駁難〉王昌偉著，《額湖月刊》第24卷第12期。
〈錢穆《論語新解》與朱子《論語集注》之比較—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等九章為例〉倪芳芳著，《孔孟月刊》第36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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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謂性」釋論〉岑溢成著，鵝湖學誌1988年5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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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中庸》與朱熹自然哲學〉徐剛著，《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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