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挑戰，引發了一場從器物、制度到思想的全面變革，關於如何在學校課程中學習西方科學一直是新舊之爭的焦點。清朝政府於光緒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先後頒布的《欽定學堂章程》及《奏定學堂章程》中，便首次將西方物理學及化學知識納入中國官方學堂課程，成為正式的獨立科目，不過有關兩學制在中學堂階段的規劃與落實過程、實施成效及影響仍有待深入研究。本研究運用史學方法，以當時朝廷頒布的法規、《學部官報》及其他報刊、教科書為主，考察西方理化知識納入晚清中學堂課程的歷史過程、教學目標、實施情形、成效及影響因素。研究主要發現如後：1.理化課程教學目標從技術實用轉向兼重理論與方法的價值，2.晚清物理與化學正式納入兩學制的中學堂課程，3.課程實施的狀況受經費及師資等因素限制而欠理想，4.理化課程教學方法受赫爾巴特學派影響，5.教科書主要靠官民翻譯再經學部審定後供校選用。主要啟示有：1.教育制度改革不可忽視師資養成及教材準備；2.應重視理化學科的知識價值及科學態度與科學方法培養。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ina faced challenges from western countries strongerly, and then triggered a comprehensive change from artifacts, systems to thoughts. There has been a debate about how to learn Western science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 In the 1902 and 1904 school systems promulgat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for the first time, Western physics and chemistry knowledge were designed as formal subjects in schools. However,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results and impact of the new school system at the secondary education level still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Using historical methods, the first hand sources, such as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promulgat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at that time, the Gazzette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magazines, newspapers and textbook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ir historical process, objectives, implementation, effects and impact factors of Western physics and chemistry curriculum in the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objectives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courses in the secondary schools have changed from practical value, cultivating technical talents in the past, to their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y significance gradually. 2. Physics and Chemistry became formal subjects in secondary schools. 3. Due to lack of sufficient and qualified teachers, funding and other factors, their results were not satisfied. 4. Their teaching methods were influenced by Harbertism. 5. Most of textbooks were translated by public or private publishers, censor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n selected by schools. There were two implications: 1.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not ignore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and the prepar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2. The value of knowledg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attitudes and methods in physics and chemistry should be emphasized.

丁韙良，《花甲記憶──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丁韙良編，《同文館題名錄》。光緒24年刊本。
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點校本》。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11。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一）》。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四）》。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一）》。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二）》。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四）》。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五）》。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八）》。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水島久太郎著、陳榥譯，《中學物理教科書》。東京：教科書譯輯社，1902。
王有朋主編，《中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總目》。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王韜，《漫遊隨錄》，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
多賀秋五郎主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編》。臺北縣：文海，1973。
多田房之助編，《教授指南》。東京並木活版所光緒二十八年（1902）鉛印本
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上冊）》。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下冊）》。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李桂林、戚名琇、錢曼倩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普通教育》。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志厚，〈實驗：最新之理化教授法〉，《教育雜誌》，卷5期1（1913年4月），頁8-16。
汪航生，〈南洋勸業會教育觀〉，《教育雜誌》，卷3期1（1911），頁5-12。
周昌時，〈高等小學二年級格致教授案〉，《龍門師範學堂校友會雜誌》，期4（1908年），頁49-51。
池田菊苗著、虞和寅譯，《近世化學教科書》。上海市：科學儀器館，1907。
波多野貞之助，〈教育學講義〉，《直隸教育雜誌》，期1（1905年）。
林樂知，〈中西書院年捐清單并啟〉，《萬國公報》第724卷，1883年1月30日。
林樂知，〈中西書院課程規條〉，《萬國公報》第666卷，1881年11月26日。
金林祥主編，《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6卷‧清代（下）》。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姜亞沙編，《清末官報匯編》。北京市：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
查時傑主編，《教務雜誌》。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11。
容閎，《西學東漸記》。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高時良、黃仁賢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市：中華書局，1958。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臺北縣：文海，1963。
張世杓，〈教授管理:莱因氏之五段教授法〉，《教育雜誌》，卷2期9，頁109-116。
張靜盧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北京市：中華書局，1957 。
推士著、徐澄譯，〈皖省科學教育狀況調查報告及關於科學教育之建議（續）：第八章：教授科學所需之儀器〉，《新教育》，卷8期3（1924年），頁409-417。
陳元暉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戊戌時期教育）》。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陳元輝，《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
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文選》。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下冊）》。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上海市：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5。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教育雜誌社，〈教育雜誌簡章：懸賞徵集教授案簡章〉，《教育雜誌》，卷1期1，頁3-4。
董祖壽，〈化學公會緣起附章程〉，《經世報》，第5期（1897年），頁33-36。
鄭振鐸主編，《晚清文選（卷上‧卷中）》。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鄭振鐸主編，《晚清文選（卷下）》。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學部，《學部官報》。臺北市：故宮博物院，1980。
學部總務司編，《光緒三十三年份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臺北市：中國出版社，1973。
〈化學公會告白〉，《經世報》，第11期（1897年）。
〈化學公會題名〉，《經世報》，第14期（1897年）。
〈初級中學物理課程標準〉，《社會周刊》，期32（1933年），頁12-17。
〈浙江蠶學館表〉，《農學報》，第41期，頁5-6。
〈格致學舍啟〉，《中外日報》，1898年9月23日。
〈高級中學物理課程標準〉，《社會周刊》，期36（1933年），頁18-27。
〈譯書匯編發行之趣意〉，《譯書匯編》，卷2期1（1902年），頁1-2。
《新民叢報》，期30（1903年），頁102。
《譯書匯編》，卷2期3（1902年）。
尹文涓主編，《基督教與中國近代中等教育》。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尹瑞晗，《清後期中小學堂課程與教科書的西化》。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22。
王冰，〈明清時期西方近代光學的傳入〉，《自然科學史研究》，卷2期4（1983）。
王昌善，《我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編審制度》。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1。
王建軍，《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王建輝，〈知識分子群體與近代報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卷38期3（1999年5月），頁76-83。
王炳照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臺北市：五南，1994。
王倫信，《清末民國時期中學教育研究》。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王倫信、樊冬梅、陳洪杰、解亞，《中國近代中小學科學教育史》。北京市：科學普及出版社，2007。
王神蔭，〈齊魯大學校史簡介〉，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91輯）》，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頁106-146。
王廣超，〈清末陳榥編著《物理易解》初步研究〉，《中國科技史雜誌》，卷34期1（2013年），頁27-39。
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市：中華書局，1984。
北京大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石鷗、吳小鷗，《中國近現代教科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
江家發、陳波，〈中國近代化學課程始端──”京師同文館化學科”體系溯探〉，《化學教育》，期12（2008年），頁72-74。
江家發、雍玉梅，〈中國近代科技教育先驅──上海格致書院中的化學教育考略〉，《化學教育》，期1（2009年），頁75-77。
吳小鷗、石鷗，〈晚清留日學生與中國現代教科書發展〉，《高等教育研究》，卷32期5（2011年5月），頁89-96。
吳洪成，《中國學校教材史》。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呂達，《中國近代課程史論》。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李文英，〈赫爾巴特教育理論在日本的影響〉，《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卷3期3（2001年7月），頁28-32。
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臺北市：商務印書館，1985。
李咏吟，五段教學法，載於國立編譯館（主編），教育大辭書（一）（臺北市：文景書局，2000），頁898-899。
李喜所，《近代中國的留學生》。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87。
李雁冰、季薛慶，〈晚清時期我國學校物理課程初探〉，《全球教育展望》，卷42期8（2013年），頁101-109。
汪豐云、蔡菊、楊必春、顧家山，〈清末民初幾本代表性化學教科書介紹〉，《化學教育》，期4（2012年），頁76-78。
沈殿成主編，《中國人留學日本百年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周東怡，〈清末《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與《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的修訂〉，《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60（2018年12月），頁79-118。
周愚文，〈教育革命的挑戰：晚清西式初等教育制度建立與國民教育的醞釀〉，《教育研究集刊》，輯67期3（2021年9月），頁95-139。
周愚文，〈晚清中國近代教育制度西化的研究方向新探〉，《教育叢論》，期6（2018年12月），頁13-38。
周愚文，〈晚清癸卯學制中小學堂師資規劃與執行的失序〉，《教育學刊》，期58（2022年6月），頁1-36。
周愚文，《晚清教育制度西化的前奏─癸卯學制頒行前西式教育的借入》。臺北市：臺灣師大出版中心，2021。
周慧茹，《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理科教育之研究》。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林治平編，《近代中國基督教論文集》。臺北市：宇宙光出版社，1989。
金忠明、廖軍和、張燕、代洪臣，《中國近代科學教育思想研究》。北京市：科學普及出版社，2007。
金觀濤、劉青峰，〈從「格物致知」到「科學」、「生產力」──知識體系和文化關係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6（2004年12月），頁105-157。
侯曉燦，《科學救國夢的開端──清末（1900-1911）中學物理教科書的分析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碩士論文，2014。
段治文，《中國近現代科技思潮的興起與變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祈映宏，〈晚清時期中學物理教材概況及相關問題研究〉，《物理教師》，卷28期9（2007年），頁52-54。
祈映宏、趙勇，〈晚清至民國時期中學物理教材研究略述〉，《物理教師》，卷33期8（2012年），頁57-60。
胡衛清，〈晚清基督教中等學校課程研究〉，收入尹文涓主編，《基督教與中國近代中等教育》。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1-37。
苗體君，〈南洋公學和中國近代教育〉，《洛陽師專學報》，卷17期1（1998年2月），頁83-86。
范鐵權，《近代中國科學社團研究》。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11。
孫宏安，《中國近現代科學教育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
孫秀玲，〈赫爾巴特教學法在清末的實踐──基於73份小學教案的文本分析〉，《教育史研究》，期2（2020年），頁69-84。
孫邦華，〈傅蘭雅與上海格致書院〉，《近代史研究》，期6（1991年），頁124-142。
孫培青主編，《中國教育史》。上海市：華東師範出版社，2000。
徐冰，〈中國近代教科書與日本〉，《日本學刊》，期5（1998年），頁106-113。
徐宗林、周愚文，《教育史》（2版）。臺北市：五南，2019。
徐珍，《中外教學法演進》。北京市：群言出版社，1996。
徐振亞，〈京師同文館中的化學教育〉，《中國科技史料》，卷8期5（1987年），頁28-36。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北京市：學林出版社，1995。
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張小麗，〈清末民初赫爾巴特教育學的中國面相〉，《教育學報》，卷13期5（2017年10月），頁112-120。
張星烺，《歐化東漸史》。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9。
張匯文，〈一所早期的教會學校─登州文會館〉，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頁119-144。
張運君，〈京師大學堂和近代西方教科書的引進〉，《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40期3（2003年5月），頁137-145。
張劍，《從格致到科學：中國近代科學和科學體制化》。北京市：中國工人出版社，2022。
畢苑，《中國近代教科書研究》。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4。
郭保章、梁英豪、徐振亞，《中國化學教育史話》。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郭建佑，〈從晚清譯書書目的分類體系論晚清士人對西學類目的解讀與應對〉，《圖書資訊學研究》，卷6期2（2012年6月），頁139-181。
陳向陽，《晚清京師同文館組織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陳啟天，《近代中國教育史》。臺北市：中華書局，1969。
陳歆文，《中國近代化學工業史》。北京市：化學工業出版社，2006。
陳濼翔、林仁傑，〈赫爾巴特主義及其教學法在近代中國發展之研究〉，《教育研究月刊》，期294（2018年10月），頁107-122。
喬金霞，《電化教育在中國的傳入及其學科建構》，上海市：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博士論文，2015。
詠梅，〈飯盛挺造〈物理學〉的日文底本及其與中譯本的比較〉，《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漢文版）》，期3（2005），335-340。
閔杰，〈戊戌學會考〉，《近代史研究》，期3（1995年），頁39-76。
黃光雄、蔡清田，《課程發展與設計新論》。臺北市：五南，2015。
黃政傑，《課程設計》。臺北市：臺灣東華，1991。
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市：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4。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趙長林，〈明清西方物理學知識的傳播和晚清物理教科書的發展〉，《課程教學研究》，期6（2017年），頁35-39。
劉志學，〈物理教科書參與下的晚清科學啟蒙〉，《物理教學》，卷42期11（2020年11月），頁73-80。
劉志學、陳云奔，〈晚清傳教士譯物理教科書科學啟蒙特點及其影響〉，《科普研究》，期2（2018年），頁84-90、94、109。
劉志學、陳云奔、張磊，〈晚清時期中學物理教科書發展及其特點（續）〉，《物理教學》，卷39期10（2017年10月），頁73-77。
劉志學、陳云奔、張磊，〈晚清時期中學物理教科書發展及其特點〉，《物理教學》，卷39期8（2017年8月），頁73-78。
劉紀蕙，〈倫理翻譯與主體化問題：王國維問題重探〉，《文化研究》，期8（2009年4月），頁9-60。
劉瑞祥、姜紅軍，〈晚清物理學教科書《格物質學》底本考〉，《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期5（2019年），頁17-24。
潘鳳娟，〈形神相依、道器相成：再思徐光啓與跨文化對話〉，《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期43（2015年7月），頁209-233。
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冊）》。北京市：中華書局，1981。
錢曼倩、金林祥，《中國近代學制比較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霍益萍、侯家選、蒯義峰、劉偉偉，《科學家與中國近代科普和科學教育：以中國科學社為例》。北京市：科學普及出版社，2007。
駱炳賢，《中國物理學史大系：物理教育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謝長法，《中國中學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
韓小林，〈洋務派與近代科學技術的傳播〉，《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1期12（2002年12月），頁12-15。
瞿立鶴，《清末教育西潮：中國教育現代化之萌芽》。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2。
魏庚人、李俊秀、高希堯，《中國中學數學教育史》。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蘇雲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蘇雲峰，〈近代中國教育思想之演變〉，《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0（1981年7月），頁1-31。
蘇雲峰，《中國新教育的萌芽與成長（1860-1928）》。臺北市：五南，2005。
CHGIS, Version: 6. (c)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at Fudan University, 2016.
Cooper, F. C., “The Heuristic Method of Teaching Science”. In Records of the Fifth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7-20, 1905.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6, p. 244.
Fryer, J., “General Editor’s Report”.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Ｈ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p. 715-717.
Fryer, J., Descriptive Catalogue and Price List of the Books, Wall Charts, Maps, &c., Published or Adopted by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4.
Fryer, J., (ed.) 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5.
Gee, N. G., (ed.) 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 Soochow: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1905.
Loehr, G. R.,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Shanghai”. The Chinese Recorder, 27 (1896), pp. 85-86.
Loehr, G. R., “Anglo-Chinese College”. The Chinese Recorder, 27 (1896), pp. 193-194.
LaFargue, T. E., China’s First Hundred. Pullman, Washington: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 Press, 1942.
Martin, W. A. P., “Secular Literature”.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Ｈ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p. 227-235.
Mateer, C. W., “How may educational work be made most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Ｈ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p. 456-467.
Mateer, C. W., “What is the best course of study for a mission school in China?” . In Records of 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6-9, 1896.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pp. 48-55.
Tiedemann, R. G.,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tk: Routledge, 2016.
Williamson, A., “Report of the 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 .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Ｈ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p. 712-714.
金京沢，〈20世紀初頭の中国の理科教育論の形成における日本の影響に関する研究〉，《理科教育学研究》，卷42號2（2002年），頁1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