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以知識社會學為研究途徑，以政治社會學的統治正當性、文化霸權概念為基本概念，對抗戰前中國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正當性進行分析。本論文以為，就人類政治史而言，政權的運作型式可能有民主、共和、獨裁等許多種，執政者產生的方式，也可能有世襲、選舉、革命等不一而足的方式。但無論政權運作的形式為何、執政者產生的方式為何，政權不會因存在即獲得永久穩固的保障，政權的鞏固，有賴於社會的文化及心理意識認同其統治正當性；若缺乏此正當性，則縱政權有合法性，亦難保其穩固。因此，所有的統治者都會選擇一套有利於其鞏固政權的道德與文化論述，經由各種手段教化人民，使他們相信政權的正當性。但夏蟲不能語冰，人的意識亦受其[所處環境的制約，因而統治者的道德與文化論述不能產生於真空之中，必須產生於既存社會環境中，否則將難被社會接受。例如傳統中國社會視皇帝為「天子」，君主的統治正當性來自上天的賦予，因而每當改朝換代之際，競逐政權者必然要假造證據，稱天命已變，訴諸神秘力量來創造己身的正當性，元末有名的「銅人一隻眼，挑動天下反」，與洪秀全假托天父天兄，即是顯例，而新政權產生後，也一定會舉行祭天大典，以示新統治者乃受命於天。然而當社會面臨重大危機而導致社會文化及心理意識轉變時，統治正當性的來源與形式將會改變，執政者若不能體察此種改變，提出新的正當性論述，其政權也將陷於權威危機中，甚至崩解。此時執政者所面臨的，不僅是統治能力下降而導致的改朝換代危機，更是國家社會的文化與心理意識轉型的危機。而為因應危機，各種新的道德與文化論述將會出現，爭奪成為新社會的文化與心理意識主流，最後誰能勝出，端視其解決危機的能力。新政權能否鞏固，亦視其能否選擇最能解決危機、符合當時環境需求的道德與文化論述，作為新政權的文化霸權。而中國歷史上有兩次國家社會大轉型，一是春秋戰國時代，其時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崩解，各國兼併不己，終出現秦漢以降的專制皇權統一大帝國，另一是鴉片戰爭迄今，在不現代化即亡國的危機下，所開始的浩大轉型工程。

儒家學說產生於春秋戰國的亂世，先秦儒家想要恢復的是三代的封建秩序，其思想本身即有反變遷的秩序情結，由於不能切合春秋戰國社會變遷的趨勢，故不為各國執政者所接受。但進入漢代後，天下一統，執政者所需要的，是有助於穩定政權的思想。具有濃厚秩序情結的儒家思想，在與法家尊君思想結合後，成為最有利於專制皇權的思想，遂脫穎而出，成為專制皇權欽定的文化霸權。在先秦儒家的思想裡，國君的統治正當性主要來自其施政符合仁政或三代封建秩序的標準，西漢以降儒法合流的結果，皇帝自身即是權力正當性的來源。社會為一大家庭，君主即是大家長，固有長者應照顧晚輩（臣民）的責任，但臣民對君主的服從效忠卻是一種絕對的義務。臣民如不對君主效忠，不只是忤逆長上，更是對整個社會賴以存立的尊卑關係之違犯。天子若不行仁政，只能靠知識份子予以道德勸說，然君臣關係既是具倫理道德意義的尊卑關係，則臣民對君主的規勸就只能是一種建言，不具任何約束力。職是之故，當清末列強入侵，中國面臨存亡危機，受傳統儒家教育薰陶的知識份子首先尋求的，是勸說君主發動改革，待改革無效後，方在深沉的危機意識下，轉而思考仿歐日君主立憲例，並由批判西漢以降的儒家傳統著手，甚或由先秦儒家思想著眼，意圖瓦解專制皇權的正當性論述。同時，深受西方近代科學教育影響的孫中山，則意圖以西方的共和體制來代替皇權。

知識份子對專制皇權與儒家意識型態共生體的嚴厲批判，使兩者的絕對權威產生動搖，最後專制皇權在無能因應危機下，終在辛亥革命後瓦解。但專制皇權的崩解，並不能帶來新興共和政體的正當性。「天地君親師」的儒家倫理秩序雖已逐漸崩毀，支撐新共和體制的社會文化及心理意識基礎卻遲遲不能產生，中國遂進入失序的狀態。

清末的維新與革命，都是對中國遭受列強侵略下國家生存危機的反應。只是孫中山的革命側重於「驅逐韃虜」的種族革命，以為推翻滿清皇權，建立共和，中國就能因應列強進逼的危機；康有為則著眼於民族精神的重建，欲以先秦孔子原始思想為國教。就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康有為比孫中山先看到重建中國民族精神的必要性，但康的保皇主張卻和清末中國改革知識份子社群的風向背反，加上錯誤捲入袁世凱、張勳兩次帝制復辟運動中，使其欲以孔教重建傳統社會連帶關係的努力歸於失敗，更因而導致陳獨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的非孔非儒風潮，使儒家學說受到全面的否定。

洪憲帝制的失敗，象徵重建專制皇權型式的國家權威的努力之失敗，但支持共和政治的社會文化及心理意識卻猶未建立，結果是造成中央權威的無力化與地方權威的興起。孫中山的護法運動既訴諸於無足夠社會正當性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及國會，其無能開創統一的中央權威已可預見。

1919年的五四運動創造了對新統治正當性的需求，群眾政治與復興民族成了新正當性論述的必要元素。受新文化運動非孔非儒風潮影響者遂紛紛引進各種主義，欲以之重建中國的政治，而未參與新文化運動非孔非儒風潮的孫中山，則一向對儒家倫理持尊重的態度，此一態度當他決心以訴求反抗帝國主義作為統一中國的政治號召時，儒家倫理思想作為建構現代中華民族國家中的精神接合劑的作用乃受到正視，孫中山並對於儒家思想的現代轉化提出了一定的主張，如八德，他要求將對於君主的效忠改為向人民與國家的效忠，又如他讚揚《大學》所呈現的儒家道德政治哲學主張。

　　戴季陶是三民主義儒家化的重要理論家，他為了反共的需要，誇大了孫中山與中國儒家道統思想的關聯，將孫中山描繪成為道統繼承者，強化儒家的仁義道德觀念在孫中山哲學中的比重，以此諷喻與對比陳獨秀創始的共產黨的階級鬥爭主張，戴季陶又鼓吹領袖制，這就終結了中國君主專制時代道統與治統對立的局面，而在國民黨的黨國領袖中得到第一次的統一。

　　以軍功起家的蔣中正，在取得國民黨政權內的政治領袖地位後，便依照戴季陶主義的構想，透過他對於儒家化三民主義的詮釋，建立他繼承孫中山道統與政統的地位。在民族主義的時代要求、科學主義與實驗主義的迷思、傳統內聖外王的道德政治觀念、以及對於西方新興的法西斯主義帶來富國強兵的憧憬與誤解下，蔣中正提出了行的哲學，將三民主義與《大學》的道德政治哲學相勾連，而透過尊孔以及新生活運動的道德領導，以及將對於國家的效忠與對於國家唯一正確思想的力行合而為一的意識型態建構，終於使儒家意識型態重新在現代的國民黨一黨專政政權中找到其再生的養分。儒家意識型態從民國初年被視為君主專制與封建保守的象徵形象中脫出，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力量。

本論文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回顧三民主義與儒家思想之關係，乃發現在三民主義教義發展的過程中，孫中山視固有儒家道德與道德政治哲學為凝聚中國民族主義的有效力量，可以提高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固結人心，得便展開反抗帝國主義及其扶植的軍閥割據勢力。孫中山正是在這種與中國歷史情境交會的生命體驗中重詁儒家倫理思想的時代價值，開創了三民主義與儒家思想會通的空間，戴季陶則更進一步賦予三民主義儒家化的詮釋，將孫中山與自孔子中絕的中國道統哲學相接合，並以民生哲學加以統攝，蔣中正則站在戴季陶的論述基礎上，從文化意識型態霸權的建構需要，一方面強調三民主義對儒家思想的繼承關係，另一方面則強調三民主義的儒家化詮釋是合於孫中山思想的詮釋典範，前者得藉以對比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民族主義立場的純度，後者則在樹立自身作為孫中山領袖地位的繼承者地位。蔣中正依賴儒家化三民主義論述建立的國民黨黨國領袖的統治正當性，終於在他克服黨內外不同政治勢力間的權力鬥爭而當選總裁時完成。我們也發現，蔣中正對於三民主義的有關詮釋與創述，都是在他以政治與軍事上的表現贏得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地位後，用以鞏固其作為黨國領袖之權力需要而展開的，如他在〈訓政時期約法〉通過而出掌大政後，便以戴季陶主義為本，開始他有關革命哲學的理論創造，目的在藉由鼓舞革命黨員投身革命事業的同時，樹立個人作為政治領袖、知識領袖與道德領袖的三重權威。他為訓政時期規劃了建國的工作目標，而當他宣布對日抗戰後，他獲得全民擁戴，躍升成為國民黨繼孫中山之後的第一個獨任黨國領袖，他則進一步以戴季陶主義為基礎，完成自身力行哲學三民主義體系的建構。成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詮釋者與實踐者，這是他統治正當性的來源。

本論文的研究成果，正可證成內聖外王之道的成就路向在孫中山和蔣中正之間的差異，孫中山是以內聖的工夫，具足學術德行之後，再發為外王之事功者，是歷史上「以聖為王」的罕見典型，而蔣中正則係承續孫中山開創出來的格局與思想，力求貫通實踐，而在北伐、抗戰諸事功中後再求學術德行之精進，可說是「由外而內」的成就路向，是「以王為聖」之類型，而後一種類型的存在，則正好說明了蔣中正尋求統治正當性基礎的辛苦。

但蔣中正是有侷限的，他出身自傳統中國家庭，喜讀儒家經典，具有完全不同於西化的孫中山的氣質。他之所以青睞於戴季陶的民生哲學，絕對與戴季陶獨尊先秦儒家的思想有關，而我們確實也看到，蔣中正力圖克服自身個性上的缺失，追求內聖外王之道的急切感。當我們回顧一個對於現代政治運作一知半解的傳統思維的領袖，欲在一個尚未完成現代化國家組織結構的社會中推展淵源自西方思潮的三民主義的景象，也許會更同情這一幕演出的倉促，也不免會為他的成敗得失感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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