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研究的範疇為北亞遊牧民族政治史,關注的時空斷限,聚焦五代時期,而探討的主要範疇是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表現,以契丹與五代政權的和戰、互動關係作為主軸探討。目的是期望能夠從北亞遊牧民族自身政治思想的發展、蛻變之立場,探討他們是如何引發、影響北亞與中原的和戰關係。
早期北亞遊牧民族在尚未接觸、深受漢文化、思想的薰陶以前,他們的征服觀主要是受生活觀、經濟觀,及復仇與仇恨觀所主導和影響,以致早期北亞遊牧民族向外征伐、劫掠的動機與目的,幾乎與政治權力、政治目的沒有密切關係;促使早期北亞遊牧民族的征服行為,甚少有割地劃界、稱臣納貢,或占領土地的政治行為。但是,自唐末五代,契丹阿保機崛起後,北亞遊牧民族就因漢文化、思想的大量湧入,開始逐漸具有中原農業社會征服觀的內涵,讓他們於此之後不僅具備了與中原農業社會對抗、競逐的知識,還讓他們往後也有了與中原爭奪權力,競逐天下的野心,導致北亞與中原自此以後開始和戰頻繁不斷。
並且,也因契丹自阿保機崛起後,他們的統治者就一直對中原農業社會征服觀的吸收、使用是有選擇性和目的性,以致五代時期北亞遊牧民族也尚未將自身傳統征服觀與習性拋棄,促使他們在勢力衰弱、國勢不利,或爭奪政治權力時,有遭遇強烈的抵抗、反擊時,會為了保全實力、捲土重來,而即刻回歸傳統,放棄政治權力;以依附強者,滿足經濟取得的目的為優先。這即是唐末以後,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消長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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