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屬於區域史的研究，主要探討區域為荊湖北路的兩江地區，即辰、沅、靖三州之地。本論文主要在探討宋代治蠻政策的沿革，及其帶給漢蠻關係的衝擊與影響。就整個架構而言，主要在論述宋廷羈縻、開拓與郡縣時期不同的治蠻政策，繼而再進一步釐清其得失及對漢蠻關係的影響。
宋代對兩江地區的管理，可以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章惇經制南北江作為分水嶺。在神宗熙寧五年以前，宋廷採取「重北輕南」的邊疆民族政策，故對於整個西南地區，採取「疏而治之」的態度與方法。至神宗即位，為展現其雄心壯志，任用王安石主政，推行一連串的變法之外，對於西北與西南邊界的經營，也轉趨積極，因而展開宋朝史上第一次開邊拓土的行動。兩江地區亦成為其開拓經制的目標。然自神宗朝的開拓以來，歷經哲宗、徽宗朝，開拓政策經常隨著新舊黨爭的起伏而屢有變更，直至南宋時期，宋廷在兩江所設置的沅、靖二州，已告確立。故筆者又將熙寧五年之後的時期，劃分為「開拓」與「郡縣」兩大階段。「開拓時期」始自熙寧五年，迄至北宋滅亡。而「郡縣時期」，則為整個南宋朝。
一、羈縻時期
羈縻時期，雖然各羈縻州隸屬於朝廷的領土之內，但宋王朝僅是蠻人名義上的統治者，其實際之治理者為各州蠻酋。此時，宋廷與蠻人之間，僅靠著朝貢關係、形式上的任官儀式，建立起疏離的政治關係。蠻人社會與漢人社會，就如同兩個獨立的個體，雖然蠻人社會依附在漢人政權之下，但是宋廷卻力求分疆劃界，不逾越、不侵略，也不積極的經營開拓。換言之，宋廷對於蠻人的治理，隱含著些許「隔離」的意味。雖如此，漢蠻間仍舊有衝突的產生。然而發生蠻亂的頻率，遠比「開拓時期」與「郡縣時期」來的低。這種衝突的性質，多數為蠻人侵擾邊境，劫掠漢人。面對此種情形，宋廷多採取「以招撫為上，不尚攻伐」的心態，運用安撫招諭的方式，藉以平息蠻亂。
另外，宋廷對於蠻人的經濟生活、社會風俗不多加干涉，故各羈縻州具有「自治州」的地位。在經濟生活上，囿於地形之限制，他們過著農獵並重的生活。一方面仍舊維持著「刀耕火種」的農耕方式﹕一方面也靠著狩獵，以獲取食物來源。除此之外，蠻人與漢人間，亦有商業的貿易行為。凡是歸順宋廷者，均得以與漢人進行自由貿易。藉著貿易的互通有無，蠻人得以取得食鹽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
在社會文化方面，蠻人社會流傳著「殺人祭鬼」的風俗。不過當地已陸續出現佛寺與道觀，顯示佛道信仰已經萌芽。佛教文化早在唐代已進入此地，辰州的景星寺、三晤寺，沅州的同天寺均創建於唐代。而當時已有蠻人信仰佛教，諸如仁宗年間的古州知州向光普、神宗年間的懿州知州田元猛等人。由於古州、懿州之地理位置靠近漢人住地，因而容易接觸漢人之文化，並加以學習模仿。這種鄰近漢人之處率先漢化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富州知州向通漢曾因為母疾，不吃葷達三十年之久，而且其「言語與中華無異」。 而富州也是較為接近漢人之地。
總之，若將兩江視為一個整體來說，由於宋廷採取保守的羈縻政策，使得漢蠻的接觸較少，發生衝突的機會亦隨之減少。由於漢蠻往來並不頻繁，再加上宋廷不干預各羈縻州的社會文化，故蠻人得以維持著原有的生活型態。不過若深入探究，各羈縻州間實際上存在著些微的差異。基於地理位置之不同，在鄰近漢人之地遠比其他地方，容易在潛移默化之下，學習漢人的生活方式與宗教信仰。換言之，靠近漢人的羈縻州，其漢化時間較早。
二、開拓時期
神宗熙寧年間，宋廷一改過去的羈縻政策，對於兩江改採積極經營的態度，其目的在於「弭亂」，以及使蠻人「內地化」。在平定南江之後，增設沅、誠二州治理。自此，這些歸順之人成了宋朝政權底下的「新民」。為傳達朝廷綏懷之意，並促使這些新民「變徭為漢」，於是在此地推行了一連串的措施。其內容為：歸明官的設置、堡寨的增設、土丁弩手的招募、道路的開闢修築、博易場務的設置、教育事業的推行等。
由於宋廷將原本羈縻州之地，納為郡縣管理，使得漢人與蠻人的往來互動遠較「羈縻時期」來得頻繁，再加上宋廷的管理措施，均由漢人官吏承辦，故蠻人與官吏接觸的機會亦隨之增多。漢蠻互動頻繁之際，衝突發生的機會也隨之增加。此時的蠻亂頻率，遠為「羈縻時期」的四倍之多。蠻亂原因中，除去漢人百姓與官吏的侵擾這一項，數量最多的則與神宗的開拓、哲宗元祐的棄守渠陽，息息相關。可見宋廷對於開拓政策的反覆不定，引發出許多的蠻亂事件。
簡而言之，此時期宋廷治理政策的反覆搖擺，使得蠻亂頻傳，其頻率為三時期之冠，顯示出漢蠻處於緊張對峙的局勢之中。
三、郡縣時期
南宋時期對蠻區治理，多延續著北宋末年的治理措施。然而，這些措施卻隨著時間的遞嬗，逐漸衍生出許多問題。例如土丁與刀弩手防禦邊境的功能逐漸喪失﹔漢蠻土地買賣問題未能有效解決，促使蠻人起而作亂﹔漢人經常藉著貿易行為，欺騙蠻人等。
治理措施逐漸浮現出問題，而宋廷也有意不斷的改善，以促使情況之好轉，但皆事與願違，主要的因素乃在於官吏。沿邊官吏雖為政策的執行者，但往往枉顧禁令，居中收賄，有時他們自己更成為侵漁蠻獠之人，因而「郡縣時期」的蠻亂亦常發生，甚至更有「官逼民反」的事件產生。
雖然宋廷的治理措施呈現許多問題，但對於教化的推行仍不遺餘力。宋廷仍舊延續著「開拓時期」所推展的教育事業，陸續在此地增置縣學，而地方士人也紛紛在此設立書院，推行教化。另外，佛寺、道觀的數量亦有所成長，可見兩江地區在南宋時期逐漸加深漢化。值得一提的是「殺人祭鬼」的風俗，有的學者認為其傳自於漢人社會。
南宋時期，漢蠻雙方的往來互動相當頻繁，並因此而產生出兩種影響。雙方互動頻繁，則衝突的機會相對提高﹔往來熱絡之際，彼此的文化相互交流，使得蠻人更容易接觸漢人的文化與風俗。換言之，宋廷有意推行的「變徭為漢」措施，再加上蠻人耳濡目染之下，蠻人接受漢化的範圍更廣，程度亦更深。

一、史料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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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志文集
(一)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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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樂史，《太平寰宇記》，臺北市﹕文海出版社，民國52年4月，初版。
6. 王存，《元豐九域志》，臺北縣﹕文海出版社，民國51年11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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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曾國荃等，《湖南通志》，清光緒十一年重刊本。
(二)文集
1. 陸游，《老學庵筆記》，臺北市﹕木鐸出版社，民國71年5月，初版。
2. 朱輔，《溪蠻叢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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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呂陶，《淨德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5. 魏泰，《東軒筆錄》，上海市：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28年12月，初版。
6. 曾鞏，《元豐類藁》，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臺一版。
7. 黃裳，《演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8. 宋祁，《景文集》，上海市：上海商務出版社，民國25年12月，初版。
9. 曹彥約，《昌谷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0. 歐陽修，《歐陽文忠集》，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臺一版。
11. 張耒，《柯山集》，上海市：商務印書館，民國24年12月，初版。
12. 蘇轍，《欒城集》，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64年10月，臺景印初版。
13. 李綱，《梁谿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4. 陶弼，《邕州小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5. 周必大，《文忠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6. 胡寅，《斐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7. 鄭俠，《西塘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8. 劉安世，《盡言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 許翰，《襄陵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20. 劉摯，《忠肅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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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楊萬里，《誠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23. 薛季宣，《浪語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24. 朱熹，《朱文公文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9年10月，臺一版。
25. 魏了翁，《鶴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26. 韓元吉，《南澗甲乙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27. 袁燮，《絜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28. 王炎，《雙溪類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29. 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30. 張淏，《雲谷雜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31. 劉宰，《漫塘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32. 陸游，《劍南詩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33. 汪藻，《浮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34. 彭乘，《墨客揮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35. 《全唐詩》，清聖祖御定，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民國67年。
三、專書論文
(一)專書
1. 安國樓，《宋朝周邊民族政策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7年8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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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惠祥，《中國民族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4年11月，臺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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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陳佳華、蔡家藝、莫俊卿、楊保隆，《宋遼金時期民族史》，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
8.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開封：河南大學，1997年8月，第一版。
(二)論文
1. 江天健，〈北宋陜西路商業活動〉，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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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榮村，〈黑風峒變亂始末—南宋中葉湘粵贛間峒民的變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一本第三分，民國58年9月。
4. 李榮村，〈溪峒溯源〉，《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一卷第一期，民國60年10月。
5. 李榮村，〈宋元以來湖南東南的猺區〉，《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一卷第二期，民國61年3月。
6. 李昌憲，〈宋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區的統治〉，《宋遼金元史》，1990年第4期。
7. 李世宇，〈試論宋代羈縻制及其對貴州的羈縻控制〉，收錄於鄧廣銘、徐規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
8. 林天蔚，〈宋代猺亂編年紀事〉，《宋史研究集》，第六輯，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民國60年12月。
9. 林天蔚，〈唐宋時代「廣東」少數民族的分類及分家〉，收入《國際中國邊疆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民國74年4月。
10. 桑秀雲，〈南蠻考述(一)—長沙武陵蠻〉，《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報》，20期，民國82年12月。
11. 陳森甫，〈宋元以來江西西南山地之畬蠻〉，《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一卷第四期，民國61年12月。
12. 陳佳華、劉世哲，〈宋遼金時期民族政策的幾個特點〉，《宋遼金元史》，1990年第1期。
13. 張邦煒，〈遼宋西夏金時期少數民族的婚姻制度與習俗〉，《宋遼金元史》，1999年第1期。
14. 曾一民，〈南宋寧宗慶元三年（一一九七）大奚山（今香港大嶼山）島民作亂始末考〉，《珠海學報》，第11期，民國69年10月。
15. 黃寬重，〈南宋時代邕州的橫山寨〉，《漢學研究》，第3卷第2期，民國74年12月。
16. 賈大泉，〈宋朝在四川的民族政策〉，收錄於鄧廣銘、徐規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
17. 劉馨珺，《南宋荊湖南路的變亂之研究》，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民國83年6月，初版，第三章〈少數民族的變亂〉。
18. 臺靜農，〈南宋人體犧牲祭〉，《宋史研究集》，第二輯，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民國53年10月。
19. 羅球慶，〈北宋兵制研究〉，《新亞學報》，第三卷第一期。
20. 羅球慶，〈宋夏戰爭中的蕃部與堡寨〉，《崇基學報》，六卷二期，香港，1967年5月。
21. 譚其驤，〈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篇〉，《史學年報》，第一卷第四期，1932年。
22. 岡田宏二，〈唐宋時代洞庭湖及其以南的少數民族〉，《世界華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民國69年12月。
23. 岡田宏二，〈唐代の羈縻政策—特に羈縻府州體制を中心として〉，《邊政研究所年報》，第十七期，民國75年10月。
24. 河原正博，〈論宋代的殺人祭鬼〉，《法政史學》，19期，1967年。
25. 宮崎市定，〈宋代における殺人祭鬼の習俗について〉，《宮崎市定全集》，第10卷，岩波書店，199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