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上電影院看電影幾乎等同於看好萊塢電影，研究者認為這是台灣電影院空間的美國化。面對這樣的現象，過往台灣電影研究多以政治經濟學作為研究典範，試圖從結構面向來理解台灣電影工業的困境，進而造成好萊塢電影在台灣的獨大。然而，雖然好萊塢在權力特質上，具有外部且強制的特色，但台灣好萊塢電影的接收從來都不是強迫的過程。因此，「美國化」更是一種文化現象，即台灣電影院觀眾以好萊塢作為電影文化想像的參考座標，進而落實在電影消費的實踐上。

然而，在理解好萊塢電影與台灣電影院空間的相關連之前，必須先確立電影院在台灣當代社會中的意涵，才能掌握好萊塢電影如何作用於台灣電影院空間。研究者認為，可以從三個層次來理解電影院：首先，電影院作為台灣社會的「科技空間」，相較於電視，電影院透過硬體放映設備的提升，創造獨一無二的觀影情境；其次，電影院作為台灣社會的「消費空間」，與購物商場相連結，電影消費捲入消費主義的邏輯中，強化了電影的商品特質，也突出了電影院的消費空間意涵；最後，電影院作為台灣社會的「休閒空間」，看電影是普遍的休閒活動，觀眾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得「可預期」的愉悅感、並自由地控制自我休閒時間，是當代最有「效率」的休閒生活，服膺台灣現代化社會的脈動。

因此，如果電影院空間是當代的科技空間，好萊塢對「高科技」的著重，強化了電影院空間的科技特質，置身其間的電影觀眾因而接收到震撼的感官愉悅；如果電影院是當代的消費空間，看電影則捲入消費主義的邏輯中，而新好萊塢的「高銷售」強化電影的商品特質，行銷/宣傳因而成為促銷商品的重點，電影於是轉變成大量的資訊和影像，充斥於台灣媒體空間、公共空間，甚至於日常生活空間，帶動起電影的「流行」。此外，電影的流行亦具有時間性，電影資訊的大量滲透僅在特定的播映期間，電影的流行消費因而組織了消費者的日常觀影/休閒時間；如果電影院空間是是當代的休閒空間，休閒的目的在於尋求日常生活的暫時逃離，而新好萊塢電影在「高概念」的指導下，簡化的電影故事內容方便消費者「體驗」電影，而高潮迭起的「重口味」說故事方式，快速壓縮觀眾的情緒和感官，給予高度的愉悅感。好萊塢電影因而畫出一道空間，提供電影觀眾恣意的幻想，情緒宣洩、以及暫時逃離的可能，上電影院看好萊塢電影因而是當代重要的休閒活動。因此，電影院空間的科技、消費與休閒意涵，連結了科技好萊塢、流行好萊塢與體驗好萊塢，交相輝映下，好萊塢電影攻佔台灣電影院空間，形成台灣電影院空間的美國化。

除了好萊塢電影外，研究者認為「藝術電影」和「華語商業電影」亦扮演「美國化」的關鍵角色。首先，藝術電影在台灣的社會中，作為好萊塢的對立面存在，即藝術作為好萊塢電影商業特質的缺席，因而具有「反好萊塢」的社會意涵。除了社會意涵上的對立外，面對好萊塢電影的文化霸權，藝術電影必須透過「影展」等社會機制來流通與消費，與院線制度的電影院產生區別，而參與其中的藝術電影觀眾，透過「看影展」深化了「上電影院等於看好萊塢電影，而看影展等於看藝術電影」的社會意涵。其次，華語商業電影一直採取和好萊塢電影直接競爭的策略，但90年代中期後，華語商業電影不敵好萊塢電影，幾乎退出台灣主流電影市場。2000年後，華語商業電影混雜好萊塢電影文化元素（例如：科技等），改以新的面貌重新召喚台灣電影觀眾，文化上的「混雜」策略似乎動搖美國化的意涵。但不可忽略的是，新興華語商業電影其實是好萊塢欲擴大全球電影獨佔率，透過招納他國電影工作者，或出資委託他國電影工業產製電影等策略下展現的結果，因而在理解文化混雜的過程中，不可忽視全球化下跨國資本主義的權力關係。因此，「文化混雜」若是由跨國企業—好萊塢進行，無疑深化了好萊塢電影在台灣市場的根基，亦再生產了台灣電影院空間的美國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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