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題目：鴉片戰爭時期的“漢奸”問題之研究
指導教授：呂實強老師

研究生：張銓津 撰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

一、緒言：
“漢奸”這一字眼，在鴉片戰爭時期的清朝文獻記載隨處
可見。當時，從地方官到朝廷，幾乎都把“漢奸”看成是戰爭成敗的關鍵
。清廷指責漢奸為英軍導引、提供情報，在戰場上更配合英軍“裡應外合
”對清軍內外夾攻，使清軍防不勝防。 朝野花費
大部份精神、時間在對付“漢奸”身上，相對地，其真正的對手英軍，反
而一直未受到認真的對待。──可見，“漢奸”問題的重要性，是不容置
疑的，資料也相當豐富，是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二、“漢奸”的定義問題
在此，我們不能用
現在「漢奸即賣國者」的用法，來去看待清代的“漢奸”，那會造成部份
現象能懂，但大部份現象是無法理解的？例如：雍正時入侵苗疆的“漢人
”、嘉慶時冒充暹羅貢使的“中國商人”以及道光時的“鴉片煙販”，均
被清廷稱作“漢奸”，這裡的“漢奸”就不可能是“賣國者”的意思。硬
將“賣國者”的意思代入，解釋起來就不通。考量時代背景中國現代史上
被人指責為“漢奸”的汪精衛的例子，那是以漢人本位立場來考量，而把
“漢奸”解釋成「我們漢人的賣國賊」。現在一般我們使用的“漢奸”，
另有指替敵國提供情報的間諜的含意，但這也不能搬到當時去用，因為清
廷將當時提供情報給外國的人稱作“奸細”。
我在《鴉片戰爭文獻彙編》第三冊，
找到〔清〕劉長華撰《鴉片戰爭史料》，作者在鴉片戰爭期間，家居南通
，所記載為當時其本人之見聞，此書名是後人加上的。其中一段就提到了
“漢奸”：漢奸曷名乎？名漢土之奸民也。自夷售煙，漢人皆販煙食煙
，自朝廷禁煙，食者販者，俱無生計，又懼罹法網，因逃入夷船中，串唆
肆逆，假夷人形狀，助夷人聲勢，攻破城池，劫掠財貨，又為夷人探消息
，作奸細，愈引愈多。 由上，可以知道當時清廷眼中
的“漢奸”（指鴉片煙販），是因為他們的作奸犯科（指走私鴉片一事）
而有此稱呼，後來朝廷禁煙，才逃入夷船中，幫助夷人作戰的。與我們現
在稱幫助外人作戰的人為“漢奸”（其意等於賣國賊），前後兩種情況的
含意是類似的，但其中的因果關係，是截然不同的。
另外，必須弄清一點，就是同一個字眼
，由不同的立場來看，就可能會有著不同的含意。“漢奸”二字何嘗不是
如此，從清代官方檔案（代表滿族統治者）的立場與民間私人著述（代表
漢人為主的被統治者）的立場，來看“漢奸”二字就有著其不同的含意。
遍閱當時民間私人著述，可發現站在被統治者人民的思考模式來
看，“主戰”的清廷官員，都被視為愛國英雄；而“主和”的清廷官員，
都被視為膽小的、怯戰的，甚至懷疑其為收受英方賄賂的“通夷賣國的漢
奸”。 總之，當時從事
外交談判的清廷官員，一一成了人民髮指的“漢奸”、“賣國賊”。在這
裡的“漢奸”及“賣國賊”即有相同含意了。與代表滿族統治者立場的官
方檔案中，“漢奸”即“漢土中的奸民”的含意是不同的。
三、歷史的背景
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優勢所
造成“天朝”的心態，對周遭其他國家均抱以輕蔑的眼光，第一眼就可從
對各國的名稱上看出。清朝當然也繼承了中國的天朝心態，其影響所及是
：各國必須向中國學習，並非中國要向各國學習。所造成的情況正如當時
的《澳門月報》所說的：中國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事，又不詢問考求，
故至今中國仍不知西洋。 這種心態的第二種影響是，即使面
對英國的「船堅砲利」，仍不肯承認其軍事強大的事實。因此認為，只要
中國準備充分的話，仍可戰勝的。所以在奏摺上常常可看到類似態度的內
容的：該夷船....別無長技，所恃銅砲之利，....若用火攻船隻，出其不
意，乘風縱火，水陸夾攻，頃刻可以掃蕩。
既然不肯承認和面對英國強大的事實，卻又
面臨每次戰役失敗的命運，這又要如何去解釋呢？因此，只好相信清軍是
敗在帝國的真正內患──漢奸的手中了。正如〔清〕方東樹在《病榻罪言
》裏，所說：而砲火之用，全賴漢奸為之導引，然則今日制勝之策，惟有
收服漢奸之一策耳。
遍閱資料可證實這種心態的確遍及朝野上下的，以至
於到後來“漢奸”竟成了戰爭期間全國花費大部份的精神和時間，所要去
全力攻防的主要對象了。 另外，在傳統的中國
軍事史中，攻陷一個防衛城巿的標準途徑之一，是去收買或說服「內應」
從裏面打開城門。而外國人與漢奸這種結合的嫌疑可溯及中西貿易的早期
。當然有足夠的證據來滿足清廷官員的這種想法，他們認為，在任何情況
下，漢人都是潛在的造反者。
民間資料一致指責“議和”的
清廷官員為「漢奸」、「賣國賊」。這跟當時文人好用歷史典故來議論時
事的方式有關，更發現這些流傳民間「主和的秦檜為奸臣，主戰的岳飛為
忠臣。」的歷史教訓是如何“箝制”著文人的思考脈絡，因而主觀地斷絕
對所有從事外交活動的官員的任何同情及理解，只一味地抨擊他們是「漢
奸」或「賣國賊」。 四、時代的背景
到了一八四○年時，清
廷以一百萬左右的滿人竟然統治著三億中國人，這標示著中國制度上的異
常之處，使它跟現代的民族國家以及今天中國的情形迥然不同。統治者必
須時時刻刻擔心廣大被統治者反叛的可能，加上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國
的背景，「反清復明」是不滿份子和叛亂者喜愛的口號和藉口，要知道當
時的天地會（三合會）等祕密會黨是一支遍及南中國的地下軍；嘉慶、道
光時期各地暴動頻傳，早已成為清廷最大的隱憂。 歐洲人東來尋求
貿易，清廷屢頒各種嚴苛的防夷規定。乾隆廿四年（一七五九年十二月）
，提出《防範外夷規條》；道光十一年四月（一八三一年五月），又訂立
了《防範夷人章程八條》；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清廷除了申明原
有舊規仍然有效外，又公佈了《防夷新規八條》。蔣廷黻針對這些規定指
出：「這些禁令的煩瑣簡直是現在的人所不能想像或理解的。」
其實，清
廷採取上述封閉主義的外貿政策有防止外來勢力侵入的動機，同時也是出
於維護現存秩序和清廷統治的需要，防止人民與外國人聯合起來造反。這
一點是在嘉、道以前就已充分表現出來了。在鴉片戰爭前的百十年間，凡
有較大的中外衝突，清廷著重懲治的都是那些有勾結外夷之嫌的漢奸。
一八三四年，律勞
卑砲轟虎門，完全是英國方面的挑釁活動，道光卻接二連三諭令地方官員
查明“有無內地漢奸暗中唆使”。
鴉片戰爭前嚴重的鴉片問題之中，漢奸（指中國鴉片煙販）
與奸夷（英國鴉片商人）的勾結關係，也被清廷以為，戰爭的發生──即
英軍的來犯，是由於漢奸“唆使”及“為之導引”的。所以，在戰爭期間
，清廷屢下命令給各地要嚴防“內地奸民勾結英軍”。清廷以為「逆夷為
之，實無非漢奸為之，是逆夷為我肘腋患，漢奸乃真我心腹疾也。」。可
知，清廷所真正擔心的，是針對帝國內部所潛伏著深刻的危機而言。
所以，只從鴉片戰爭的角度對“漢奸問題”的理解，
來非議清廷，是有欠妥當的。因為鴉片戰爭期間的「鴉片戰爭」並非清廷
最主要的問題（英國的目的只為求通商及賠款），影響帝國統治根基的「
內患問題」（指漢奸）才是清廷當時真正的隱憂。這一點可從《江寧條約
》的簽訂過程得到證明；不同於以往談判的“討價還價”。當時英軍艦長
利洛指出：「中國官吏並不隱飾他們是急於求和。混亂、不滿、暴動與日
俱增、內地不法匪徒，橫行搶掠，須等和議成功後，才能派兵去剿。」
因此，在鴉片戰爭期間，清廷
反而會把大部份時間、精力放在防制“漢奸”（真正內患）身上，就能夠
被我們理解及同情了。
五、影響
在軍事上，清廷把大部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漢奸”身
上，以至於未能面對並看清其真正對手──英軍之性能優異的「船堅砲利
」，以及先進的戰術、戰略等。這些重要的問題從戰爭開始到結束為止，
一直都被忽略著。所造成的結果是，鴉片戰爭的失敗所給中國的刺激，竟
不足以使中國反省並產生自強救國的運動。以至廿年後，中國仍以鴉片戰
爭中的武器、戰術（舊式大砲、火攻船隻、水中排鍊以及騎兵隊等）來對
付英法聯軍。一直要到英法聯軍打到北京，焚燒圓明園，這才激發中國產
生了「自強運動」，才開始認真向西方學習先進的軍事技術。這個「自強
運動」整整因此向後延了廿年的時間。 在政治上，“漢
奸”成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互相指責的詞彙。清廷官員指責反叛嫌疑的人
民為漢奸；人民也指責那些“議和”的清廷官員為漢奸、賣國賊，並且批
評清廷濫捕漢奸的行為。結果是，彼此的鴻溝加深，同情減少。於是，一
種反「異族」統治的民族意識再度萌發，在戰後，各地的叛亂更形頻繁，
最後更形成太平天國之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