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中國文學批評之發展，曹丕典論論文為成篇之首，其勒為一書傳於今者，則
始於劉勰、鍾嶸。在此以前，先秦諸子祇有文學觀，兩漢學者唯見文學理論，其汎
議文意，往往問出而已。唯濫觴為江河之始，樵輪為大酪之本，兩漢之文學理論，
雖乏體密而思精，不免疏略以碎亂，然後代之文學批評，多有淵源於此者，開創之
功，豈可淹忽哉？榮智所以選此題目者。蓋有感於近人所著之中國文學批評史，其
於兩漢文學理論之論述，尚不乏可資補正之處。思效一得之愚耳！
本文計分四章，第一章先秦學者文學觀概說，所以見兩漢文學理論之淵源。第
二章兩漢文學理論產生之未定之背景，分由兩漢學者對文學之認識、漢賊之高度發
展、儒家道統之影響三端，申述其概要。第三章兩漢之文學理論家及其主張，則敘
說兩漢各家之文學理論。其中揚雄、桓譚、王充允稱大家，故各獨立一節，至於司
馬遷、班固、王逸及鄭玄諸人，歸結於一節而已。第四章兩漢文學理論於中國文學
批評史之地位，意在探討兩漢文學理論之評價，且為全文之總結。
自漢武帝用董仲舒之策疏，罷黜百家，獨尊儒家，儒家思想成為漢代學術思想
之主流。漢代，方術盛行，學者解經注往雜以陰陽五行纖緯災異之說，此雖已失先
秦儒家之真貌，而原道、徵聖、宗經之思想，仍然領導政治與學術，學者之文學理
論，猶以此為正鵠。兩漢之時，中國文學之發展，已由最早之詩三百篇、屈原之楚
辭，推衍為舖采漓文之漢賦，漢人既喜其文字華采，而又惡典虛辭無用，故託以古
詩之餘意，借諸諷諫之美名。不獨漢賦之發展因此而昌盛，即漢代學者之文學理論
：亦假此發揮也。
先秦以來，評論文學之人，多為文學家之反串，揚雄早年善於作賦，故評論辭
賦之，其論作賦方法，有「能讀千賦則善賦」之語。揚雄之文學理論，其最重要者
，則為「諷諫說」，主張辭賦宜有話諷之旨。惜乎漢代帝王提倡辭賦，旨在消遣娛
樂而已，故辭賦之中：雖有諷諫之意，卸欲諷而反勸，君主往往覽其文而忘其用，
故揚雄晚年嘗曰：「雕蟲篆刻，壯大不為。」
桓譚之文學觀，頗有可觀者焉！其所謂文，界閾已釐然劃定，與學術之文殊異
。新論一書，惜已亡佚，今所殘存者，唯嚴可均全後漢文搜輯稍多。新論載「賈誼
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屬廣聘駿上，使著作文書」云云，頗
能闡明環境與創作之關係：又載其嘗因激一事而作小賦，思慮太甚，感動發病，曰
：「盡思慮，傷精神也。」亦能強調文章出苦心之意。
王充論文，張文貴有用，其所用者，在於勸善懲惡，此固漢代學者文學觀之共
同特質。若夫文有優劣之別，而無古今之分之文學觀，尤彌足珍賢。王充既反對貴
賤今之思想，故亦反對模擬。論衡自紀篇曰：「飾貌以疆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
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裏，自為佳好。﹂其意
以為讀古人書，貴能變化以為己用，若徒龍諷誦，墨守章句，則如鸚鵡能言之類而
已，故超奇篇主張「文由胸中而出」，文貴創作。
司馬遷批評屈原、司馬相如之言，分別見其本傳。史遷謂屈原」其文約，其辭
微，其志絮，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云云，不僅稱美屈
原文學造詣之高深，文字之簡練，辭旨之幽微，，且強調文學作品與個性之關係。
至於批評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到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亦
偏重載道思想。
班固之書，雖多因襲史記，其文學理論則頗能自立一家之言。漢書藝文志詩賦
略序闡說辭賦之源起，道理極是。兩都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其說雖同於先
儒詩有諷諫之意，而獻賦之說，足示後人漢賊昌盛之時代背景。其離騷序對離騷之
批評，頗有褒貶，故於淮南王安離騷傳所謂「屈原之志與日月同光」，認為「斯論
似過其真」，又於屈原之露才揚己，忿懟沈江，尤有微詞；然極稱離騷文辭弘麗，
許為辭賦之宗，則褒美之意可見。
王逸楚辭章句於班固所謂「屈原露才揚己」云云，為之辯白伸冤，可稱平允，
然謂「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則不免附會穿鑿之譏。至於離騷經序曰：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臂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
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戀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
以請之比、興強調離騷之寫作技巧，王逸是第一人。
綜上所述，可見兩漢之文學理論，雖尚乏體系，而其影響於後代者，固極深遠
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