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十年(1377年)創置通政使司,掌受出納帝命,敷奏封駁之事,以達其防止壅蔽,通達下情的構想。並賦予通政使司處理內外章奏密疏,御前開拆實封的職權。然通政使司在明代的發展,僅在草創初期發揮其獨立地位與職能,其後歷經六科分權、內閣獨上密揭、鴻臚寺與左順門分掌收受章奏的過程,致通政使司的職能漸被分奪。
通政使司的職掌,除朱元璋於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敕修的《諸司職掌》所載,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開拆實封、關防諸司公文勘合、月奏及雜行等事之外,另有諸多外派與兼任事項,並有參與司法及廷推權力。
然而,在章奏密疏的處理方面,除洪武、永樂二朝實現御前開拆實封,下情上達的理想,明代歷朝隨著皇帝的勤怠與制度的變遷,通政使司日漸成為章奏處理過程其中的一個環節而已。先是章奏在通政使司或會極門收件,由文書房送至司禮監,再由司禮監上呈皇帝,皇帝批閱後,交由內閣票擬,再由司禮監與文書房上呈皇帝批紅,再由原路徑送到六科分類抄出。通政使司獨立處理章奏的權力因此日漸喪失,其中諸多蔽端亦應運而生。
通政使司的另一項重要工作為邸報的抄發。邸報除了是內外官員與士子關心的政治新聞,也是修史者重要的材料參考來源。而邸報在抄發與傳遞的過程,涉及皇帝對章奏的處理問題與機密洩露的情況。
綜觀通政使司的發展,從創置到日漸分權,雖呈現職能衰微情況,但歷朝仍多有權臣與宦試圖掌控通政使司,以遂其政治目的。由此可見,通政使司在明代雖歷經諸多發展困境,但其基本職能並未喪失,仍具有其「喉舌之司」的地位,也因此明亡以後,清朝仍保留通政使司此一機構。
一、古籍史料
(一)正史、實錄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宋〕歐陽修、宋祁等纂,《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元〕脫脫等纂,《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明〕夏原吉等纂,《明太祖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2年)。
〔明〕楊士奇等纂,《明太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2年)。
〔明〕蹇義等纂,《明仁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2年)。
〔明〕楊士奇等纂,《明宣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2年)。
〔明〕陳文等纂,《明英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2年)。
〔明〕劉吉等纂,《明憲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2年)。
〔明〕劉健、謝遷等纂,《明孝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2年)。
〔明〕費宏等纂,《明武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2年)。
〔明〕徐階、張居正等纂,《明世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2年)。
〔明〕張居正等纂,《明穆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2年)。
〔明〕顧秉謙等纂,《明神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2年)。
〔明〕葉向高等纂,《明光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2年)。
〔明〕溫體仁等纂,《明熹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2年)。
《崇禎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嘉業堂舊藏鈔本影本,1966年)。
〔明〕萬言纂,《崇禎長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所藏舊鈔本影印,1966年)。
〔明〕詹同、宋濂等纂,《明太祖寶訓》(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明〕楊士奇等纂,《明太宗寶訓》(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明〕蹇義等纂,《明仁宗寶訓》(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明〕楊士奇等纂,《明宣宗寶訓》(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明〕陳文等纂,《明英宗寶訓》(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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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費宏等纂,《明武宗寶訓》(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明〕徐階、張居正等纂,《明世宗寶訓》(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明〕張居正等纂,《明穆宗寶訓》(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明〕溫體仁等纂,《明神宗寶訓》(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明光宗寶訓》(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明熹宗寶訓》(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二)明清史籍
〔明〕于慎行,《谷山筆塵》,收錄於《元明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明〕王栐撰〈燕翼貽謀錄〉,收錄於〔明〕李栻輯,《歷代小史》,卷32,(上海,涵芬樓影印明刻本。
〔明〕王錡,《寓圃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明〕不著纂人,《太常續考》,引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9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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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何孟春,〈何文簡疏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清〕永瑢、紀昀等纂,《歷代職官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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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徐石麒,《官爵志》,引自《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60冊,(台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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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夏言,〈南宮奏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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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孫奇逢《中州人物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文淵閣寫本。
〔明〕陸容,《菽園雜記》,收錄於《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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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張岱,《琅環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
〔明〕陳繼儒,《見聞錄》,收錄於《寶顏堂秘籍—眉公雜著》(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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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收錄於《四庫全書薈要史部編年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明〕焦竑,《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明〕葉盛,《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明〕雷禮,《國朝列卿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
〔明〕雷禮,《國朝列卿年表》(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
〔明〕聞人詮等修纂,《南幾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清〕趙翼,《陔餘叢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
〔清〕鄒漪,《明季遺聞》,收錄於《台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五輯,(台北:大通書局84-87版)。
〔明〕鄭曉,《吾學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清〕談遷,《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明〕劉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清〕龍文彬,《明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
〔明〕歸有光,《震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明〕謝肇淛,《五雜俎》(上海:上海書店,2001年)。
〔明〕禮部纂修,《洪武京城圖志》,收錄於《南京稀見文獻叢刊》(南京:南京出版社。
〔清〕顧炎武,《亭林文集》,卷3,〈與公肅甥書〉,收錄於《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
(三)其它史籍與圖集
〔明〕不錄著人,《萬曆邸鈔》,(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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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主編,《北京歷史地圖集》〈明北京城(萬曆—崇禎年間)〉(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頁31-32。
二、近人著作
(一)專書
牛建強、高林華,《高拱、明代政治及其他》(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
方志遠,《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北京:科學出版杜,2008年)。
尹韻公,《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
王興亞,《明代行政管理制度》(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王劍,《明代密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王天有,《明代國家機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李國祥、楊旭主編,《明實錄類纂》(武漢:武漢出版社,1993年)。
杜婉言、方志遠,《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卷九〈明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阪倉篤秀,《明王朝中央統治機構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0年),頁253-278。
孫文良,《中國官制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唐克軍,《不平衡的治理—明代政府運行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2004年)。
張德信,《明代職官年表》(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
張治安,《明代政治制度》(台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
張哲郎,《明代巡撫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
楊樹藩,《明代中央政治制度》(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1982年)。
(二)期刊
丁亮,〈明代通政使司相關文獻謬誤訂正〉,《古代中國》第3卷第1期,(吉林:東北大學,2009),頁79-81。
方志遠,〈「傳奉官」與明成化時代〉,《歷史研究》,2007年1期,(北京:歷史研究,2007年),頁41-62。
朱鴻,〈論明太祖的廢相〉,《歷史月刊》第142期,(台北:歷史月刊出版社,1999年),頁73-78。
朱鴻,〈文集與人物研究——以明初閣臣黃淮為例〉,《師大歷史學報》,第29期,2001,頁73-93。
邱耕春,〈明代北京行部與行在六部考辨〉,《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1期,(武漢:武漢大學期刊社,2009年),頁93-96。
吳振漢,〈明代邸報的政治功能與史料價值〉,《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28期,2003,頁1-31。
徐泓,〈明北京行部考〉,《漢學研究》,第2卷第2期,(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84年),頁569-598。
戴月芳,〈明成祖太常寺官員陞遷的研究〉,刊載於《淡江史學》第十二期,(台北:私立淡江大學歷史學系,2001年),頁 57-87。
顧慕晴,〈資訊與明清皇權之強化—以通政使司的發展為例〉,收錄於《2008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夥伴關係與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東海大學,2008年)。
(三)學位論文
宋憲玉,《北宋通進銀台封駁司研究》(河北:河北大學博士論文,2008)。
吳惠婷,《明代大僕寺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趙桂紅,《從通政使司的設立及沿革看明代中央的分權政治》(天津:天津師範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2008年)。
蔡麗娟,《清代皇權的擴大與通政使司職權之演變》(台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
劉政賢,《明代通政使司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