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葡貿易的史料，時常可見攬頭扮演重要角色。攬頭為包攬中葡貿易的攬商領袖。攬商至澳門貿易，故稱澳攬。攬頭的籍貫多來自福建，故又稱閩攬。本文旨要了解攬頭在中葡貿易扮演的角色，並試圖找出攬頭多由福建人擔任的原因。
由於目前所發現攬頭的資料，分布在明朝天啟至清朝康熙年間，大部分史料集中在崇禎朝。本文以廣州府推官顏俊彥《盟水齋存牘》、張鏡心《雲隱堂文錄》與屈大均《廣東新語》為核心史料分析攬頭。並與明朝各地攬頭的進行比較，找出異同。攬頭在明朝語境裡，以包攬的意思為核心，有錢糧代納者、協助政府採買物料者、承包政府工程者和馬政攬頭等不同的意思。澳門攬頭與其他地域的攬頭最大的差別為，澳門攬頭的本質為商人，並協助處理中葡交涉的問題。
葡萄牙在正德年間來到東亞尋求與中國貿易的機會，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海道副使汪柏允許下進入澳門，並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租居澳門。萬曆元年(1573)葡萄牙人確立租居澳門之後，中葡貿易進入穩定發展的階段。中葡貿易進行的模式分為葡萄牙人上省貿易、中國商人下澳貿易和福建海商及海寇至澳門貿易，三種形式。攬商承包中葡貿易，並親自下澳與葡萄牙人接觸，不受貿易季節的限制。葡萄牙人上省貿易有一定的季節與限制，故葡萄牙人委託攬商，代理葡萄牙人至廣州貿易。崇禎年間，廣州府官員經常委託攬頭處理中葡交涉的問題。
嘉靖年間，廣州、徽州商人亦與葡萄牙人貿易。晚明崇禎年間的史料顯示，攬商多由福建人擔任，原因是自從明朝隆慶元年（1567）月港開禁後，漳泉商人在海外建立一套完整的東亞貿易網絡，形成貿易離散社群（trading diaspora）。福建海商周旋於各國，並交換各地情報與商品。崇禎年間，鄭芝龍對東亞海域貿易的掌握，加上福建仕紳對福建海外貿易的支持與保護。使福建海商在東亞海域貿易上更具有優勢。由於福建商人善學習語言，在海域貿易網絡較徽州、廣州商人強勢。這就是攬商的籍貫多為福建人的原因。

壹、 古籍史料
一、 政書典籍
《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明穆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崇禎長編》，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270種，1969。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 : 華聯出版社出版，1964。
﹝明﹞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
﹝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清﹞梁廷枏，《粵海關志》，北平 : 文殿閣書莊，1935，據道光年刊本重印。
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清史稿》，台北市 : 鼎文書局，1981。
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編，《明清史料》，北京: 中華出版，1987。

二、 方志
﹝明﹞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廣州：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謄印本，1997。據香港大東圖書公司影印明嘉靖刻本修繕。
﹝明﹞戴璟、張岳等纂修，《（嘉靖）廣東通誌初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89冊，臺南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清﹞王永瑞纂修，《（康熙）新修廣州府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北京：書目文獻社，1993，據淸康熙抄本影印。
﹝清﹞申良翰，《（康熙）香山縣志》。http://www.zsda.gov.cn/uploads/book/xianshanyuanzhi/xiangshanyuanzhi_kangxi/index.htm （2014/07/17查）中山檔案信息網有本書的電子檔。
﹝清﹞印光任、張汝霖撰，《澳門紀略》，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清乾隆十六年修，嘉慶五年重刊本
﹝清﹞佚名，《安海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26冊，上海:上海書店，1992。現據福建省圖書館藏抄本影印。
﹝清﹞金光祖纂修，《（康熙）廣東通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據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本影印。
﹝清﹞郝玉麟等監修，魯曾煜等編纂，《（雍正）廣東通志》，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 史部˙地理類，第 562-565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
﹝清﹞ 懷蔭布修，﹝清﹞黃任，郭賡武纂，《（乾隆）泉州府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據清光緒八年（1882）補刻本影印。
﹝清﹞梁鼎芬修，﹝清﹞丁仁長纂《(宣統)番禺縣續志》，臺北 : 臺灣學生，1968。民國二十年重印本。
﹝清﹞阮元修，﹝清﹞陳昌齊纂，《（道光）廣東通志》，北京 :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

三、 文集
﹝明﹞李光縉，《景璧集》，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明崇禎十年刻本。
﹝明﹞周玄暐，《涇林續記》，收入楊一萍輯，《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第69冊 （臺北：藝文出版社，1967，據清光緒潘祖蔭輯刊功順堂叢書影印。
﹝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2008重刊。據明萬曆刻本點校。
﹝明﹞張鏡心，《雲隱堂文錄》，中央研究院館藏清光緒庚寅年家刊本。
﹝明﹞郭尚賓，《郭給諫疏》，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第1377冊，台北：藝文出版社，1968，據淸道光伍崇曜校刊本影印。
﹝明﹞郭棐，《粵大記》，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明﹞郭棐撰，《（萬曆）廣東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9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三十年刻本。
﹝明﹞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新華發行，1962。
﹝明﹞湯顯祖，《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明﹞湯顯祖著，徐朔方校著，《湯顯祖詩文集》，上海市 : 上海古籍出版 : 新華發行， 1982。
﹝明﹞黃汝良，《河干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0，明天啟四年序刊本，影印自日本內閣文庫。
﹝明﹞董應舉，《崇相集選錄》，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台灣文獻叢刊》第237種，永和，大通書局，1977。
﹝明﹞蔡汝賢，《東夷圖說》，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255册》，臺南縣：莊嚴文化，1996。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明﹞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點校，《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明﹞鄭芝龍等，《鄭氏族譜》，收於陳支平等編，《臺灣文獻匯刊》第一輯第五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
﹝明﹞鄭紀，《東園文集》，臺北 : 臺灣商務，1972。
﹝明﹞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據康熙刻本點校。
﹝明﹞鄭舜功，《日本一鑑˙窮河話海》，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39，據舊鈔本影印，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明﹞霍與瑕，《霍勉齋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丙戌（十二）年（1886）南海石頭書院重刊本。
﹝明﹞顏俊彥，《盟水齋存牘》，北京：中國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北京大學善本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刻本，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標點。
﹝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2009重印。
﹝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臺北市 : 里仁書局，2012。
﹝清﹞王慶淇，《延政王氏宗譜》，收入《中華族譜集成˙王氏譜卷》，第七冊，成都：巴蜀書社，1995，清光緒癸已重修。
﹝清﹞江日生，《台灣外記》，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台灣文獻叢刊》第60種，永和：大通書局，1977。
﹝清﹞李士楨，《撫粵政略》，收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三十九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2006重印。
﹝清﹞徐珂撰，《清稗類鈔》，北京 : 中華書局，1984。
﹝清﹞張岱，《石匱書後集》，北京 : 中華書局，1959。
﹝清﹞張甄陶，〈澳門形勢論〉，收入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帙，臺北市 : 臺灣學生，1985。
﹝清﹞楊光先，《不得已》，合肥：黃山書社，2000，中社影印本校正。

四、 檔案匯編
中山市檔案局等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林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2001。

五、 外文譯著史料
﹝日﹞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二冊，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60。
﹝西﹞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著，何高濟譯，《上帝許給的土地︰閔明我行記和禮儀之爭》，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法﹞裴化行（H. Bernard）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臺北：商務印書局，1964。
﹝美﹞馬士 ( H.B. Morse) 著，區宗華譯，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組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 1635-1834年（第一、二卷》，廣東省 : 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1991。
﹝英﹞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荷蘭人侵佔下的臺灣》(Formoda under the Dutch)，收入在廈門大學鄭成功歷史調查硏究組編，《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福州 :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頁90-120。
﹝英﹞邦特庫（Willem Ysbrandsz Bontekoe），《東印度航海記》，北京 : 中華書局，1982。
﹝英﹞博克舍（C.R.Boxer）編著，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北京：中華書局，1990。
﹝瑞典﹞龍思泰（Andrew Ljungstedt），吳義雄、郭德炎、沈正邦譯，章文欽校，《早期澳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義﹞利瑪竇（Matteo Ricci）、（比）NicolasTrigault（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
﹝義﹞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畢方濟奏摺〉，收入《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二冊（臺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911-918。
﹝葡﹞卡布列托爾˙德˙馬托斯（Gabrielde Matos），〈議事亭對耶穌會關於青州抗議答覆辯澳門城葡萄牙人權利〉，轉引金國平，〈澳門地租始納年代及其意義〉，收入氏著，《中葡關係史地考證》，頁128-132。
﹝葡﹞萊奧內爾˙德˙索札（Leonelde Sousa），〈廣東國及廣州城海道遣人議和〉，轉引金國平，〈萊奧內爾˙德˙索札與汪柏〉，收入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頁38-44。
﹝葡﹞羅理路（Rui Manuel Loureiro）著，陳用儀譯，《澳門尋根》，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年。
李毓中譯，《台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第一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
李毓中譯，《台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第三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3。
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十五至十六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貳、 今人著作
一、 中文專書
﹝日﹞濱下武志著，王玉如、趙勁松、張瑋譯，《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小雨譯，《澳門編年史》，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
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收集中西學者的論文，共四冊。
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編年史》，廣州：人民出版社，2009。第一卷為明中後期卷，第二 卷為清前期卷，第三卷為清中期卷，第四卷為清後期卷， 第五卷為民國時期卷，第六卷為索引及文獻徵引版本目錄，共六本。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87。
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
金國平、吳志良，《早期澳門史》，廣州: 廣東人民，2007。
金國平、吳志良，《東西望洋》，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
金國平、吳志良，《過十字門》，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4。
金國平著，《西力東漸—中國早期接觸追昔》，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
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上海 : 上海社會科學院，1988。
張天擇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台北市 :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
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海上的活動（上）》，台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8。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市：聯經出版社，2009。
梁嘉彬，《廣州十三行考》，台北：文星書店，1960再版。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台北：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1990。
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
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新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室。
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 : 遠流出版社，2005。
陳荆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 : 新亞研究所，1963。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
湯開建，《明代澳門史論稿》，哈爾濱市 : 黑龍江教育，2012。
湯開建，《明清士大夫與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 : 中華書局，1999。

二、 中文論文
﹝日﹞岩生成一著，許賢瑤譯，〈明末僑寓日本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臺北文獻》，第128期（1999），頁179-230。
﹝德﹞羅德里克•帕達克（Roderik Ptak），〈明朝年間澳門的檀香木貿易〉，《文化雜誌》，總1期（1987夏），頁31-41。
﹝德﹞普塔克（Roderich Ptak）著，趙殿紅譯，錢江校訂，〈明正德嘉靖年間的福建人、琉球人與葡萄牙人：生意伙伴還是競爭對手〉，收入紀宗安，湯開建主編，《暨南史學》，第二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頁319-335。
王宏志，〈通事與奸民：明末中英虎門事件中的譯者〉，《編譯論叢》，第5卷第1期（臺北：2012），頁41-66。
王賡武，〈沒有建立帝國的商賈—閩南僑居集團〉，收入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商務印書館，1994），頁91-118。
朱德蘭，〈十五世紀琉球的亞洲外交貿易〉，收於《第二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1990），頁195-222。
吳仁安，〈明代廣東三十六行初探〉，《學術研究》，1980年第2期，頁18-23。
吳志良，《澳門史研究述評》，《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03期，頁64-74、160。
吳志良，〈明代澳門政治社會〉，收入《澳門史新編》，第一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頁79-123。
吳曉亮，〈對宋代_攔頭_與市鎮管理關系的思考〉，《江西社會科學》，2011年第11期，頁129-136。
李明歡，〈Diaspora：定義、分化、聚合與重構〉，《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頁1-8。
李金明，〈明代廣東三十六行新論〉，《學術研究》，1988年第3期，頁63-68。
李金明，〈清初遷海時期的海外貿易形式〉，《南洋問題研究》，1995年03期，頁1-8、25。
李金明，〈明初泉州港衰落原因新論〉，《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頁57-61。
李金明，〈明代后期的海外貿易與海外移民〉，《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4期，頁19-25。
李飛，〈龍涎香與葡人居澳之關係考略〉，《海交史研究》，2007年02期，頁109-126。
李慶新，〈從顏俊彥《盟水齋存牘》看明末廣州、澳門貿易制度若干變動〉，《學術月刊》，2011年第1期，頁129-136。
林正慧，〈閩粵？福客？清代台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以屏東平原為起點〉，《國史館學術集刊》，第六期（2005），頁1-60。
林偉盛，〈荷蘭人據澎湖始末（1622-162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6期（1999），頁1-45。
林麗月，〈閩南士紳與嘉靖年間的海上走私貿易〉，《師大歷史學報》，第8期（1980），頁91-112。
金國平，吳志良，〈「火者亞三」漢名及籍貫考：傳說與事實〉，收入《明史研究論叢》，第10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2），頁226-244。
金國平、吳志良，〈1535說的宏觀考察〉，收入《東西望洋》（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頁49-76。
金國平、吳志良，〈從外籍考察澳門提調及提調司〉，收入《東西望洋》（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頁324-337。
金國平、吳志良，〈葡人入據澳門開埠歷史淵源新探〉，收入金國平、吳志良著，《早期澳門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頁54-94。
金國平、吳志良，〈鄭芝龍與澳門〉，收入《東西望洋》（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頁189-212。
金國平、吳志良，〈澳門與媽祖信仰早期在西方世界的傳播—澳門的葡語名稱再考〉，收入《過十字門》（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4），頁73-109。
胡鐵球，〈明及清初“歇家”參與賦役領域的原因和方式〉，《史林》，2007年第3期，頁50-66、189。
范金民，〈販番販到死方休－明代後期（1567-1644年）的通番案〉，《東吳歷史學報》，18期（2007），頁75-112。
徐曉望，〈鄭芝龍家族與明代澳門的閩商〉，《澳門研究》，第47期（2008），頁141-156。
徐曉望，〈澳門的媽祖信仰〉，收入《澳門史新編》，第四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頁1045-1082。
徐曉望，〈論明代福建商人的海洋開拓〉，《福建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頁112-172。
晁中辰，〈明代海關稅制的演變〉，《東岳論叢》，2000年第2期，頁98-103。
翁佳音，〈十七世紀的福佬海商〉，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7輯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頁79-81。
翁禮華，〈從攬納到詭寄—中國古代稅務代理的發生和發展〉，《中國財政》，2008年01期，頁73-75。
章文欽，〈清代廣州十三行與澳門〉，《文化雜誌》，總9期（1999春），頁32-53。
張文德，〈明代通事與西域貢使的關係〉，《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頁1-8。
張海鵬，〈澳門史研究：前進和困難—國內澳門史研究的動向〉，《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5年05期，頁74。
張彬村，〈晚明福建的海外貿易與地方經濟發展〉，收入陶希聖先生祝壽編委會編，《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上冊）》（台北：食貨出版社，1987），頁203-214。
張彬村，〈十六至十八世紀華人在東亞水域的貿易優勢〉，收入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3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88），頁346-368。
張德昌，〈明代廣州之海舶貿易〉，收入張德昌等《明代的國際貿易》（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68），頁5-23。原載《清華學報》，第七卷第二期（北京，1932）。
戚印平：《加比丹•莫爾制度與早期澳門的若干問題》，載《文化雜誌》，總51期（2004夏），頁1-12。
戚印平，〈明末澳門葡商對日貿易的若干問題〉，《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5期（2006），頁156-162。
戚印平，〈早期澳日貿易〉，收入《澳門史新編》，第二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頁415-416。
莊國土，〈12-18世紀閩南海商的興起與媽祖信仰的傳播〉，《文化雜誌》，總48期（2003秋），頁125-130。
陳文源，〈16世紀末澳門葡商人共同體的成立與運作〉，《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年04期，頁98-104。
陳宗仁，〈略論晚明月港的開禁問題：兼論通商舶、徵商稅與福建軍情轉變之關係〉，收入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十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8），頁101-142。（原發表於2006年8月25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主辦「第十屆海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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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棟，〈十七世紀的荷蘭史地與荷據時期的臺灣〉，《臺灣文獻》，第54卷第3期（2003.9），頁118-120。
陳國棟，〈貿易離散社群：Trading Diaspora〉，《中央研究院週報》1075（台北：2006.6.22），頁6-7。
陳國棟，〈馬尼拉大屠殺與李旦出走日本的一個推測（1603-1607）〉，《臺灣文獻》，第60卷第3期（2009.9），頁33-62。
陳學霖，〈「華人夷官」：明代外蕃華籍貢使考疏〉，《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4期（2012.1），頁29-37。
彭澤益，〈清代廣東洋行制度的起源〉，《歷史研究》，1957年第1期，頁1-22。
湯開建，〈屈大均與澳門〉，收入《明清士大夫與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頁135-157。
湯開建，〈明中後期中葡貿易中餉稅問題考述〉（原文載於《中西文化研究》卷7，2005），收入《明代澳門史論稿（下卷）》（哈爾濱：黑龍江教育，2012），頁643-668。
湯開建，〈明代澳門地區華人居住地鈎沉—兼論望廈村媽閣廟及永福古社之起源〉，《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 : 中華書局，1999），頁254-277。
湯開建，張坤，〈兩廣總督張鏡心《雲隱堂文錄》中保存的崇禎末年澳門資料〉，《澳門研究》，第35期（2006），頁122-132。
湯開建，嚴忠明，〈明中後期廣州交易會始末考〉，《學術研究》，2005年第5期，頁104-109。
湯開建、田渝，〈萬曆四十五年田生金《報暹羅國進貢疏》研究—明代中暹關係使上的一份重要中文文獻〉，《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29期（2007），頁12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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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大珂，輝明，〈16—18世紀初歐洲地圖中的Chincheo港〉，《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1期，頁15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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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心剛，〈近20年來澳門史研究綜述〉，《南京社會科學》，1999年02期，頁41-44。
顏廣文，〈晚明時期走私貿易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危害——以廣州府為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04期，頁90-96。
譚家齊，〈待罪廣李－顏俊彥生平及《盟水齋存牘》成書的糾謬與新證〉，《漢學研究》，29卷4期（2011），頁203-221。

三、 中文學位論文
梁毅鵬，〈海禁與澳門的海外貿易（1535-1684）〉，佛光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7。
蕭軒竹，〈西屬初期菲律賓土著的華貨消費市場(1571-162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2009。
盧正恆，〈官與賊之間：鄭芝龍霸權及「鄭部」〉，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2012。
李偉銘，〈官民之間的代辦機制：明清時期的歇家〉，南投：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所，2008。

四、 外文專書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Hague : M. Nijhoff, 1948.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a : Centre de Estudos Historicos ultramarinos, 1963.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London : Hutchinson, 1969.
C.R. Boxe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Hong Kong : Heinemann,1984.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 Paris: Armand Colin, 1949.
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03-1754,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John E. Wills, Jr.,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Cambridge, Mass. :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K.N.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榎一雄，《榎一雄著作集5東西交涉史Ⅱ》，東京：汲古書院，1993。
桃木至朗編，《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東京：岩波書店，2008。

五、 外文論文
岩生成一，《朱印船貿易史の硏究》，東京：弘文堂，1958。
荒野泰典，〈東アジアの華夷秩序と通商關係〉，《講座世界史1 世界史とは何か：多元的世界の接触の転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頁75-99。
濱下武志，〈地域研究とアヅア〉，溝口雄三等編《地域システ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頁7-9。
濱下武志，〈東アジア国際体系〉、〈朝貢と移民── 中国の対外統治と日本〉，收入氏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7)，頁12-16、59-74。
Aber Cohen, ” Cultural Strategi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rading Diasporas”, in Claude Meillassoux(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1971),pp.266-281.
Austin Coates, “John Weddell’s voyage to China”, Prelude to HongKong(London : Routledge & K. Paul, 1966),pp.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