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主要在探討臺北市市區擴張的時間與空間過程。透過市區的擴張與艋舺、大稻埕、城內機能的變遷，歸納艋舺、大稻埕、城內在不同時代所展現的特色；探討形塑這些特色背後的影響因素。以清末到民國六十二年後為主要的研究時間，敘述台北市的聚落擴張情形及分析造成此種情形的主要影響因素；整理日治時期的《商工名錄》及民國以後的電話簿，分析艋舺、大稻埕、城內商家的主要機能及其集中地的轉變，並嘗試解釋其原因。
臺北盆地透過淡水河的水運，廣大的流域被整合成一個區域，各種物產皆可順流而下，經由河港交易輸出，許多河港聚落因此而興起。清末由於開港通商的因緣際會，加速了臺北盆地的開發，這時期艋舺、大稻埕的店家多以具貿易、轉口性質的店家為主，城內雖已成為省會所在，但仍多空曠之地。可見此時自然環境的影響力，依然高於政治的力量。
日治時期，城內被定為總督府所在地，各項都市計畫循序展開。明治二十八年（1895）的「臺北城內市區計畫」、明治三十四年（1901）的「臺北城外南方市區計畫」，是以來臺日人的軍事、行政、居住地區為考量，從事的計畫建設，底定了今日臺北市中正區聚落景觀的基礎；明治三十八年（1905）的「臺北市區計畫」，則是考慮了臺北三市街的發展及25年後臺北市人口的變化而加以制訂的，經過明治年間的建設及規劃，到了大正十一年（1922）城內的發展已超越艋舺及大稻埕，可見隨著政府建設的推展及交通運輸方式的改變，自然環境的限制將會逐漸減至最小。此時的一些服務性質等級較高的會社多集中於城內；艋舺已漸呈衰弱之勢。
昭和五年（1930）以號外發佈的「臺北市區計畫擴張」，明顯是迫於人口的擴張，而從事的計畫建設；至於昭和七年（1932）、十年（1935）的計畫，及昭和十二年（1937）之後進行的土地重劃，可看出政府力量對地表環境的強力影響，經過這些計畫、建設、重劃，幾乎底定了今日臺北市的景觀狀況。
昭和八年（1933）大稻埕超越了艋舺及城內成為全臺北市商業最繁盛之地，這可能與城內行政機關、官署佔地面積大，商家數相對減少有關；大正十二年（1923）設淡水乘客取扱所於臺北車站後門，讓批發業的進出輸送更方便，也促使了大稻埕商家的增加。可見政府的一些措施，對商業的發展、商業機能的轉變，在此時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民國之後，臺北市工務局公佈「大臺北市綜合都市計畫」，但計畫的骨幹依然沿襲日本政府的「台北市區計畫」；民國五十七年（1968）鄰近郊區併入台北市轄區；之後實施兩期「四年工務建設計畫」；及六年經建計畫；民國六十九年（1980）制訂「信義計畫」；到民國七十二年所有臺北市轄區的範圍均已全部規劃完成並公告發佈實施。民國四十二年（1953）大稻埕的繁盛依然不減，只是此時因為國民政府將城內定為「臨時首都」，各項政治、軍事、經濟資源皆集中於此，因此城內的商業發展緊追於大稻埕之後。
民國六十二年之後，隨著工業及經濟發展的突飛猛進，城內一些高服務性質的商家數目，已非三地之冠，但這可能與城內發展已漸趨飽和，一些公司、銀行向外拓展有關。
由艋舺、大稻埕、城內機能的轉變，可以看出不同時期，對其造成影響的作用力各有不同，初期自然環境的影響佔決定性因素，而後期政府的措施、計畫、交通的興建對其機能的改變則影響較巨。最近捷運的興築，讓沿線各站的距離明顯縮短，應會對艋舺、大稻埕、城內，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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