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官僚政治制度於漢代漸完備，官文書制度則是維繫此體制的重要紐帶。然而漢代官員也可透過私人書信，作為體制外的聯繫管道，且對官僚政治有所影響。本文在第二章先討論使官員得以順利傳遞私人書信的環境，而第三章至第六章則分別討論不同性質之書信往來所形成的各種影響，即官員私下的書信交流固然對君主或政務有負面的影響，但也有正面的助益，也有能顧及私情而不至於危害公務的情況；即使書信往來有負面的評價，有時也是官員在面臨政治環境的壓力或侷限下，想要展現政治理念或尋求政治庇護的一種需要的聯繫管道。易言之，漢代官員私下的書信往來，不僅對政治與仕途有影響，也是為了因應特定的政治環境與仕途事件的體制外聯繫管道與行為反應。

一、史料
（一）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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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玄注，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臺北市：臺灣古籍，2001整理本。
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市：文光，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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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壽，《三國志》，臺北市：鼎文書局影新校標點本，2004。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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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疏證，吴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7。
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市：明文書局，1988。
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97。
張澍輯，陳曉捷注，《三輔決錄．三輔故事．三輔舊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葛洪著，楊明照校箋，《抱朴子外篇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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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勇，《世說新語校箋》，臺北市：正文書局，1992。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歐陽詢等，《藝文類聚》，臺北市：文光出版社，1974。
李昉等，《太平御覽》，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85。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1。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市：學海出版社，1984。

（二）出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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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
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二、今人專著
（一）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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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憲群，《秦漢官僚制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王兆徽，《兩漢察舉制度》，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1963。
朱子彥、陳生民，《朋黨政治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呂思勉，《秦漢史》，臺北市：臺灣開明書店，1983。
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沈剛，《秦漢時期的客階層研究》，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南寧市：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季乃禮，《三綱六紀與社會整合–由《白虎通》看漢代社會人倫關係》，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屈萬里，《先秦文史資料考辨》，臺北市：聯經，1993。
林劍鳴、周天游、余華青、黃留珠著，《秦漢社會文明》，西安市：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
林劍鳴、吳永琪主編，《秦漢文化史大辭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
林劍鳴，《秦漢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0。
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徐洪興，《朋黨與中國政治》，香港：中華書局，1992。
晏星，《中華郵政發展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馬積高、黃鈞，《中國古代文學史1–先秦、魏晉南北朝》，臺北市：萬卷樓，1998。
（英）崔瑞德、魯惟一編，韓復智主譯，《劍橋中國史．秦漢篇》，臺北市：南天，1996。
黃俊傑，《春秋戰國時代尚賢政治的理論與實際》，臺北市：問學出版社，1977。
黃留珠，《秦漢仕進制度》，西安市：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臺北市：昭明，1999。
雷飛龍，《漢唐宋明朋黨的形成原因》，臺北：韋伯文化，2000。
（美）福爾索姆（Kenneth E. Folsom）著，劉悅斌、劉蘭芝譯，《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臧嶸，《中國古代驛站與郵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劉廣生、趙梅庄，《中國古代郵驛史》，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99。
劉澤華，《士人與社會－秦漢魏晉南北朝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黎虎，《漢唐外交制度》，蘭州市：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謝天佑，《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香港：中華書局，1989。
嚴耕望，《兩漢太守刺史表》，上海市：商務印書館，1948。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卷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
金文京，《三国志の世界－後漢三国時代》，東京：株式会社講談社，2005。
好並隆司，《秦漢帝国史研究》，東京：未來社，1978。
好並隆司，《前漢政治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2004。
富谷至，《木簡．竹簡の語る中国古代–書記の文化史》，東京：岩波書店，2003。

（二）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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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岷，〈史記斠證卷55–畱侯世家第2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3：4（1971.12），頁567-594。
王冠英，〈漢懸泉置遺址出土元與子方帛書信札考釋〉，《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8年1期，頁58-61。
王霜媚，〈帝國基礎－鄉官與鄉紳〉，收於鄭欽仁主編，《中國文化新論．制度篇．立國的宏規》（臺北市：聯經，2000），頁373-411。
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國家」的型態〉，收於氏著，《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市：喜瑪拉雅基金會，2003），頁199-248。
何雙全，〈漢懸泉置遺址發掘獲重大收獲〉，收於氏著，《雙玉蘭堂文集》（臺北市：蘭臺出版社，2001），頁30-33。
余英時，〈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收於氏著，《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市：聯經，2001），頁109-184。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收於氏著，《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市：聯經，2001），頁205-327。
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收於氏著，《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11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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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均明，〈簡牘文書「刺」考述〉，《文物》，1992年9期，頁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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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發根，〈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下（1963.12），頁50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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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華，〈西漢一代之諸侯王國〉，收於氏著，《漢史論集》（山東：齊魯書社，1980），頁18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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