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以後的三十年，在台灣思想史上，大約可以以十年為一單位來劃分，即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三個時期。五十年代雖然是白色恐佈時代，但是也是自由主義最積極的時代，直到一九六○年九月四日「雷震案」發生為止；六十年代在經過雷震案的驚嚇過後，思想界不再向政治的禁區刺探，轉而在文化問題上過招；又因為中共的文化大革命的推動，所以國民黨在台灣順勢推出與五十年代完全相反的文化政策，思想界有洗文化三溫暖的感覺。但是最後的贏家還是專制政府。七十年代因為國際局勢的轉變，政治的問題再度熱絡起來，而且是伴隨文化的推展而起。政治的禁區再度被掀開神秘面紗，但是已經成為本土意識的鬥爭與發展區。國際局勢的孤立使得國家定位被重新思考，所以獨立意識大大被新知識份子宣傳與肯定，國民黨的模糊政策在內外夾攻下已經出現搖晃的態勢，台籍精英紛紛上了重要政治舞臺；在七十年代後期接連出現許多重大事件後，台獨論也漸漸成為檯面上的話題，終於導致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的發生，也寫下了台灣在七十年代的思想史新頁。

徐復觀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到台中定居，在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因胃癌死於台大醫院，跟這段三十年的台灣思想史有很深的關係。五十年代，他雖然初入學術之門，但是因為曾經在國民黨高層待過很長一段時間，所以當他與自由主義者並肩作戰時，對於當時的國民黨而言是一個頭痛問題。他的言論不過激而能一針見血，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喜歡與推崇；後來進入學術界，又以精湛的學養，益增文章的華彩與說服力，再加上學生日漸增多，所以名聲更是日漸增高，成為高層的黑名單之一。

不過，他的獨立思想使他雖然與自由主義者向政治禁區發炮，卻不願與他們的文化觀點茍同，所以在文化上的爭論因此而起，這就構成了他與政府與自由主義者之間的特殊三角關係，這關係演變到六十年代的文化爭論還是沒有改變。六十年代初期的文化論戰，原本是徐復觀等人與自由主義者之間的爭執，後來因為政府政策的明確，西化的自由主義者前途轉趨黯淡。徐復觀等人的堅持本該受到重視與起用，不過徐復觀後來發現政府的政策仍是政治性的，不是全站在文化上的，所以他就與政府再度劃清界限，這又使他們與自由主義者還是成為當局的黑名單。但是他們又與自由主義者有不能妥協的文化觀點，這是他獨立思想的表現之一。

在不能受容於台灣當局的情況下，徐復觀在七十年代移居香港，這是很不得已的決定。因為當初他的么兒還在台灣讀書，他也不願離開已經有很多新朋友的台中，不過，為了經濟自主與延續傳統文化的教育工作，他只好忍痛移居香港。在港期間，雖然轉向批評中國的文章增多，對台灣的公開批評變少，但是在回憶性的文章中，卻可以看到更多國民黨的秘密，在那個還有禁忌的時代，他的表白也還有冒險的意義在。願意這樣冒險，當然還是他獨立思想在支持，自由的精神在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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