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是在十六世紀中期（明朝嘉靖、萬曆年間）才傳入中國的。自傳入至民國建立前後期間，時人對煙草各方面看法的變化，基本上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明清之際煙草初傳入中國時期：當時人們對煙草與健康方面的看法，基本上是視其為具有治病功能，對健康有益的物品。此一強調煙草藥用功能的態度，導致吸煙之風迅速蔓延開來；煙草的種植，也在此時期即傳到全國各省分。然而此時期，煙草雖傳到全國各省分，但除福建等省外，各地種植面積皆不甚廣。因此，在經濟方面，未有種煙影響糧食生產的議論出現。而在此時期，明朝與其敵對的清朝，皆曾先後嚴禁煙草。然其禁煙理由：在明朝方面，是因敵對的政治軍事勢力團體吸食，而將之視為軍用物資，加以禁止；在清朝方面，則是為節省國家外貿支出，以便購置軍事、民生物資。兩者禁煙的出發點，皆屬於政治軍事層面的考量。至於明、清政府解除煙禁的原因，清朝方面雖未有史料能提供明確說明，但稍加推測，應與明朝解禁的理由相同，即皆是相信吸煙有「治寒」功能，軍隊需求甚殷之故。
（二）清朝入主中國至清中葉時期：明朝時期，中國吸煙之風雖已蔓延開來，然吸食者主要為下階層人士，士人對於吸煙則多採排斥的態度。入清以後，由於清朝在入關前，貴族、軍民已嗜煙成風；入主中國之後，吸煙遂成為新政權人士的風尚。漢族士人因此一改煙草是下階層人士才吸食的觀念，開始大量投入吸煙人群的行列中。士人投入吸煙人群的行列後，極力宣揚吸煙能治病、怡神遣煩、用以待客。因其宣揚，吸煙之風更廣泛流行，普及到各個階層與年齡層的男女。而隨著吸食人口的增加及長期吸煙患病的病例出現，清代醫界雖仍重視煙草的藥用功能，但對長期吸煙的危害也逐漸有所察覺。不過，依據臨床觀察而對於長期吸煙弊害有所認識，卻要到嘉慶以後才出現，因此對當時人們認為吸煙無害，甚至有益健康的觀念，並未發揮糾正之功。另外，伴隨著吸食人口的增加，煙草種植與生產在各省的迅速擴展開來。煙草種植與生產的大規模擴展，引起人們熱烈討論其可能造成之經濟影響，從而形成「禁煙論」與「反禁煙論」兩種對立的論述。「禁煙論」者主張禁煙的最主要理由是：煙草種植擴展會妨礙糧食作物生產；「反禁煙論」者反對禁煙的理由則是：強調煙草種植與生產是「小民生計所繫」，禁煙一旦實行，「必滋紛擾」，亦即造成社會動盪，進而影響統治秩序的維持。「反禁煙論」者所持理由為清廷所接受，禁煙論者的提議則被視為是「言之近理，而行之了無實際」的空論。但由於禁煙論者所依據之傳統經濟思想，其主要內容為「重農貴粟」的「務本論」，在當時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且當時交通設備不足，無法在災荒發生時，提供即時的紓困，因此各地有必要維持一定比率的糧食生產，故清廷對煙草採取不嚴厲禁止，但亦不提倡的「勸禁」政策。而由於這項政策，煙草在各地的發展，基本尚未受到抑制。
（三）晚清時期：此時期由於西方的影響，中國對於煙草各方面的觀念均有重大改變。在煙草與經濟方面，由於「商戰」思想興起，當時人們一方面強調煙草的生產與製造對國家經濟有利，提倡煙草生產；另一方面，由於捲煙逐漸盛行，而當時捲煙製造為外人所壟斷，為減少國家財政漏卮，大力批評吸食捲煙。而在對吸食捲煙進行批評時，當時人士引進西方煙草有害健康論點；不過，這已是清朝最後一年之事。至於政府的政策方面，一方面由於國家財政日益困難；另一方面由於西方國家對煙草「寓禁於徵」觀念的引入，當時人士開始鼓吹對煙草採取重稅主義：對外主張提高煙類進口關稅，以「挽回利權」；對內則主張加重煙稅，以增加財政收入。這些主張獲得清廷的認同，開始不斷提高國產煙草稅率，並在光緒29年（1903年）正式宣布對煙草採「寓禁於徵」政策。然西方各國對煙草實行「寓禁於徵」，除基於財政考量外，尚慮及煙草對國民健康有害，故必須管制其消費量。而清廷宣布對煙草實行「寓禁於徵」政策的說詞，則根本未提及國民健康問題；其所謂的「禁」是著眼於煙草種植有妨糧食生產，而非認為吸煙有害國民健康，故必須管制其消費量。這種只重財政、經濟而忽略國民健康的煙草政策制定態度，至少要到民國18年，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才稍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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