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討朝鮮士人種種因「明朝」而起的心態、論述及其實踐。為較周詳地考察此一過程，辨析其間曲折複雜的變化，本文上起明萬曆二年(1574)朝鮮使臣的朝天之旅，下迄清乾隆年間(1736-1795)的燕行歸途。本研究不僅著眼於朝鮮燕行使如何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實踐思明，更關心朝鮮使臣歸國後的反應與影響。藉由朝鮮士人在中國與朝鮮關於「明朝」的討論，並以清朝儒生作為比較的對象，以考察朝鮮思明文化的論述、實踐及其終結。
　　相當於中國的明清時代，朝鮮出於外交任務的需要，朝鮮知識階層扮演信使穿梭中朝之間，其私人日記、歸國後的報告書，近來以《燕行錄》廣受學界重視。不過，當代學界喜以清代朝鮮使節緬懷、欣羨明朝的種種言論為根據，強調明代中朝關係的友好。此類拿「清朝」說「明朝」的歷史解釋，忽視《燕行錄》、朝鮮使節的內在脈絡。究其實，朝鮮的思明文化雖屢有承襲之處，但仍不乏嬗變之跡。清代朝鮮人在「明瞭」明朝確實存在諸多弊政的情況下，從未在清人面前道出一詞片語的「明朝實情」，反是極力讚揚皇明的美好。這種可稱為選擇性書寫(selective narration)的普遍現象，是朝鮮使臣一種特殊的交流技巧。再者，《乾淨衕筆談》作為重要的文獻，近來學界對此書益發關注，但往往隨意引用其記載，未能注意到《乾淨衕筆談》實有嚴重的版本問題。本研究考校不同版本的《乾淨衕筆談》，發現朝鮮人為了順應國情，改動原本的版本，致使文義丕變，是為第二種的選擇性書寫。
　　其次，朝鮮北學派士人對於「中國論述」的闡釋，以及重新界定「中朝關係」的努力，過去往往著眼「和清」的一面，認為朝鮮「放棄」尊周論，呼籲回到和平相處、學習中國的方針。本研究強調的是，清乾隆年間的朝鮮燕行使，實是有鑑於朝鮮國內的改革需要，以及清中國強盛的事實，提出一個新的中國論述。這新的中國論述並不妨礙過去「思明」的傳統。事實上，一面「思明」，一面「尊清」反是當時亟欲推廣的新說，思明與尊清不僅不相違背，反而相輔相成。
　最後，為具體檢視第三章「華夷論戰」的意義，並藉此探論思明文化的尾聲，本研究探論清初以降中朝雙方的「明史著作」，透過《燕行錄》中諸多關於「明朝」的討論，呈現朝鮮士人對明朝歷史的嫻熟，以及清朝儒生對前代故事的陌生。相較於同時的清朝士人，朝鮮燕行使對「明朝」展現莫大的熱衷與熟悉，「明朝」彷彿是雙方歷史認知的分水嶺。中朝各自的歷史書寫，形塑清初以降幾個世代對於「明朝」的認知。但是，18世紀朝鮮內部的明史書寫亦面對新的挑戰，朝鮮主體性與獨尊明朝的論述在國內競逐，此即朝鮮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的轉向，亦是眷眷明朝的尾聲。

壹、古籍史料
一、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按出使年分)
1539‧權　撥，《朝天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2。
1574‧許　篈，《荷谷朝天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7。
1574‧趙　憲，《朝天日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5。
1587‧裴三益，《朝天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4。
1592‧吳億齡，《朝天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8。
1598‧李廷龜，《戊戌朝天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10。
1598‧李恒福，《朝天記聞》，收入《燕行錄全集》，冊8。
1599‧李睟光，《續朝天錄》，《燕行錄全集》，冊10。
1601‧李安訥，《朝天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15。
1625‧全　湜，《槎行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10。
1626‧金尚憲，《朝天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13。
1636‧金　堉，《朝京日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16。
1636‧金　堉，《潛谷朝天日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16。
1637‧金　堉，《朝天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16。
1668‧朴世堂，《西溪燕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23。
1669‧閔鼎重，《老峯燕行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22。
1686‧吳道一，《丙寅燕行日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29。
1699‧姜　銑，《燕行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28。
1732‧韓德厚，《燕行日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50。
1737‧李喆輔，《丁巳燕行日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37。
1754‧俞拓基，《瀋行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38。
1765-1766‧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42。
1766‧洪大容，《乾淨衕筆談》，收入《燕行錄全集》，冊43。
1777‧李　 ，《聞見雜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53。
1783‧李田秀，《入瀋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30。
1790‧徐浩修，《熱河紀遊》，收入《燕行錄全集》，冊52。
1803‧徐長輔，《薊山紀程》，收入《燕行錄全集》，冊66。
1851‧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燕行錄全集》，冊70。
貳、《韓國文集叢刊》
尹行恁，《碩齋稿》，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87，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
朴允默，《存齋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92，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
朴世采，《南溪先生朴文純公文正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140，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
朴趾源，《燕巖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52，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
朴齊家，《貞㽔閣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61，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吳道一，《西坡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152，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5。
宋時烈，《宋子大全》，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108-116，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3。
李玄錫，《游齋先生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156，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7。
李書九，《惕齋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70，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李敏求，《東州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94，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
李景奭，《白軒先生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96，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59，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
李麟祥，《凌壺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25，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金　堉，《潛谷先生遺稿》，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86，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2。
金允植，《雲養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328，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4。
金履安，《三山齋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38，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
金慶餘，《松崖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100，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
金鍾厚，《本庵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37，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
南公轍，《金陵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72，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洪大容，《湛軒書》，《韓國文集叢刊》，冊248，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
洪直弼，《梅山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96，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
徐命膺，《保晚齋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33，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徐榮輔，《石竹館遺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69，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崔興璧，《蠹窩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續》，冊95，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0。
張　維，《谿谷先生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92，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2。
許　穆，《記言》，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99，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
黃景源，《江漢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24，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趙　炯，《龍洲先生遺稿》，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90，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2。
鄭宗魯，《立齋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54，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
韓元震，《南塘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01，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8。
韓章錫，《眉山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322，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4。
權　萬，《江左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冊209，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8。
參、實錄、筆記、小說及其他
《大義覺迷錄》，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36輯，臺北：文海，1985。
《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注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所編，《燕行錄選集‧補遺》，首爾：東國大學，2008。
成海應，《研經齋全集》，首爾：旿晟社，1982。
成海應等編，《尊周彙編》，收入許侙等編，《朝鮮事大‧斥邪關係資料集》，冊1-2，首爾：驪江出版社，1985。
朴世茂，《童蒙先習註解》，首爾：出版社不詳，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書，2011。
朴趾源著、朱瑞熙點校，《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1997。
吳王坦，《讀史臆語》，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34年(1769)刻本。
李玄錫，《明史綱目》，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朝鮮刻本(1703)。
李佑成編，《楚亭全書》，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92。
李泰壽、李壽頤，《尊周錄》，東京：早稻田大學藏朝鮮抄本。
李萬運，《紀年兒覽》，波士頓：哈佛大學燕京社藏朝鮮刻本。
杜　詔，《讀史論略》，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鎮江文成堂刻本。
杜宏剛主編，《韓國文集中的明代史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杜宏剛主編，《韓國文集中的清代史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孟子著、阮元校，《孟子》，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首爾：東國大學，2001。
金在行等撰，《日下題襟合集》，上海：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室藏咸豐二年(1852)抄本。
南紀濟，《我我錄》，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朝鮮抄本。
姚培謙，《明史覽要》，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24年(1759)刻本。
洪大容、李德懋著，鄺健行點校，《乾淨衕筆談‧清脾錄──朝鮮人著作兩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徐　枋，《居易堂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73。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63。
陳　杞，《明史綱目管窺》，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13年(1808)刻本。
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合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黃景源，《明陪臣考》，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朝鮮刻本。
愛敬齋譯，《滿文讀史論略》，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道光8年(1828)刻本。
葉夢珠，《讀史偶評》，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
趙徹永，《續明史》，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二輯史部2，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鄭昌順等編，《同文彙考》，臺北：桂庭出版社，1978。
盧元昌，《明紀本末國書》，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康熙3年(1664)刻本。
錢謙益，《明史斷略》，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
歸　莊，《明季逸事野錄》，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
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
嚴　璹編，《忠烈祠志》，上海：復旦大學古籍部藏朝鮮純組8年(1808)刻本。
權以生輯，《史要聚選》，上海：復旦大學古籍部藏清乾隆33年(1768)重刻本。
權以生輯，《史要聚選》，上海：復旦大學古籍部藏清乾隆元年(1736)朝鮮由洞刻本。
權以生輯，《史要聚選》，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18年(1679)朝鮮田以釆刊本。
二、近人論著
中文專書
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黎明文化，2010。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臺北：允晨文化，2014。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王甫昌，《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2003。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
白永瑞，《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出版社，2009。
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臺北：黎明文化，1981。
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1。
何冠彪，《明清人物與著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吳哲夫，《清代禁燬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
李　瑄，《明遺民群體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
李光濤，《朝鮮「壬辰倭禍」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
李英順，《朝鮮北學派實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9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孫衛國，《明清時期中國史學對朝鮮的影響：兼論兩國學術交流與海外漢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徐東日，《朝鮮朝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以《燕行錄》、《朝天錄》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0。
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2006。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陳尚勝等著，《朝鮮王朝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初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
馮爾康，《雍正帝》，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1994。
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中心，2010。
葉泉宏，《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1368-1488)》，臺北：臺灣商務，1991。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
劉　為，《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
劉家駒，《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臺北：文史哲，1986。
蔡茂松，《韓國近世思想文化史》，臺北：東大出版社，1995。
蔡振豐，《東亞朱子學的詮釋與發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
蔣非非、王小甫，《中韓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蕭阿勤，《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錢　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黨　為，《美國新清史三十年：拒絕漢中心的中國史觀的興起與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中文論文
文鍾哲，〈薩爾滸之戰與朝鮮光海君的雙邊外交政策〉，《滿族研究》，2008年4期(瀋陽)，頁63-71。
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大陸雜誌》，85:4，(臺北，1996)，頁20-41。
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入周質平、Willard J. Peterson編，《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2)，頁367-418。
王汎森，〈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思想》，9期(臺北，2008)，頁123-139。
王甫昌，〈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臺灣史研究》，8卷2期(臺北，2001)，頁89-140。
王璦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轉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4期(臺北，2004)，頁40。
左　江，〈值得關注的燕行錄文獻〉，《古典文學知識》，2010年1期(南京)，頁122-129。
朱鴻林，〈元儒吳澄從祀孔廟的歷程與時代意涵〉，《亞洲研究》，期23(香港，1997)，頁269-330。
衣若芬，〈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與《韓國文集叢刊》的編纂與出版〉，《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4卷1期(臺北，2004)，頁203-208。
何冠彪，〈「得福不知今日想，神宗皇帝太平年」──明、清之際士人對萬曆朝的眷戀〉，《九州學林》，3卷3期(香港，2005)，頁85-115。
何冠彪，〈清代前期君主對官私史學的影響〉，《漢學研究》，16卷1期(臺北，1998)，頁155-184。
何冠彪，〈清初君主與《資治通鑑》及《資治通鑑綱目》〉，《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7期(香港，1998)，頁103-132。
何冠彪，〈清朝官方的「明亡於萬曆」說〉，《國立編譯館館刊》，28卷1期(臺北，1999)，頁255-272。
吳相湘，〈李朝實錄對於明清史研究之貢獻〉，收入董作賓等著，《中韓文化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1955)，頁151-185。
李　岩，〈朴趾源《熱河日記》的北學意識和實業方略〉，《東疆學刊》，24卷1期(延吉，2007)，頁1-6。
李　瑄，〈明遺民與仕清漢官之交往〉，《漢學研究》，26卷2期(臺北，2008)，頁131-162。
李　瑄，〈清初五十年間明遺民群體之嬗變〉，《漢學研究》，23卷1期(臺北，2005)，頁291-324。
李善洪，〈從十七世紀初朝鮮內外局勢看光海君的「兩端外交」〉，《松江學刊》，1996年1期(四平)，頁76-78。
步近智，〈18-19世紀中韓華夷觀的變革對中韓兩國的影響〉，《當代韓國》，2001年秋季號(北京)，頁74-80。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28期(臺北，1997)，頁1-77。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期(臺北，2000)，頁77-158。
辛勝夏，〈《童蒙先習》及其對兒童的儒家教育〉，收入《第二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集》(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89)，頁69-83。
周婉窈，〈歷史的統合與建構──日本帝國圈內臺灣、朝鮮和滿洲的「國史」教育〉，《臺灣史研究》，10卷第1期(臺北，2003)，頁33-84。
林麗月，〈故國衣冠：鼎革易服與明清之際的遺民心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0期(臺北，2002)，頁39-56。
林麗月，〈萬髮俱齊：網巾與明代社會文化的幾個面向〉，《臺大歷史學報》，33期(臺北，2004)，頁133-160。
祁慶富，〈中韓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關於新發現的《鐵橋全集》〉，《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1卷1期(杭州，2001)，頁77-82。
邵東方，〈清世宗《大義覺迷錄》重要觀念之探討〉，《漢學研究》，17卷2期(臺北，1999)，頁61-89。
孫衛國，〈《朝天錄》與《燕行錄》──朝鮮使臣的中國使行紀錄〉，《中國典籍與文化》，2002年01期(北京)，頁74-80。
孫衛國，〈從正朔看朝鮮王朝尊明反清的正統意識〉，《漢學研究》，22卷1期(臺北，2004)，頁191-218。
孫衛國，〈朝鮮王朝最後一任朝天使──金堉使行研究〉，收入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6輯(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219-241。
孫衛國，〈朝鮮王朝關王廟創建本末與關王崇拜之演變〉，《東疆學刊》，27卷2期(延吉，2010)，頁1-13。
孫衛國，〈義理與現實的衝突──從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鮮王朝之尊明貶清文化心態〉，《漢學研究》，25卷2期(臺北，2007)，頁187-210。
孫衛國，〈試論入關前清與朝鮮關係的演變歷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6卷2期(北京，2006)，頁98-107。
孫衛國，〈試論清初朝鮮之「復仇雪恥」理念及其演變──以宋時烈為中心〉，《九州學林》，7卷1期(香港，2009)，頁66-100。
孫衛國，〈試論清朝對朝鮮國王與使臣的優禮〉，《當代韓國》，2003年4期(北京)，頁38-41。
孫衛國，〈論明初宦官外交〉，《南開學報》，1994年2期(天津)，頁34-42。
張存武，〈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思與言》，4卷5期(臺北，1967)，頁41-42。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大歷史學報》，43期(臺北，2009)，頁187-218。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東亞觀念史集刊》，2期(臺北，2012)，頁59-77。
黃毓棟，〈明遺民家庭對出處的安排──寧都魏氏個案研究〉，《漢學研究》，22卷2期(臺北，2004)，頁387-419。
黃毓棟，〈明遺民歸莊著作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8期(香港，1999)，頁331-348。
黃毓棟，〈歸莊生平與思想研究〉，香港：香港大學哲學碩士論文，1996。
葉高樹，〈「滿族漢化」研究上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0期(臺北，2010)，頁195-218。
葉高樹，〈最近十年(1998-2008年)臺灣清史研究的動向〉，《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0期(臺北，2008)，頁137-193。
葉菜萍，〈壬辰倭亂時期的明鮮關係(1592-1598)〉，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0。
葛兆光，〈「不意於胡京復見漢威儀」──清代道光年間朝鮮使者對北京演戲的觀察與想像〉，《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7卷1期(北京，2010)，頁84-92。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學月刊》，2005年10期(開封)，頁41-48。
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1期(上海)，頁29-58。
葛兆光，〈朝貢、禮儀與衣冠——從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國王熱河祝壽及請改易服色說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2期(上海)，頁1-11。
葛兆光，〈亂臣、英雄抑或叛賊？──從清初朝鮮對吳三桂的各種評價說起〉，《中國文化研究》，2012年1期(北京)，頁22-31。
葛兆光，〈想像異域悲情──朝鮮使者關於季文蘭題詩的兩百年遐想〉，《中國文化》，22期(北京，2006)，頁138-145。
葛兆光，〈寰中誰是中華？——從17世紀以後中朝文化差異看退溪學的影響〉，《天津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天津)，頁127-132。
葛兆光，〈攬鏡自鑒──關於朝鮮、日本文獻中的近世中國史料及其他〉，《復旦學報》，2008年2期(上海)，頁2-9。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漆永祥，〈關於「燕行錄」界定及收錄範圍之我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5期(長春，2010)，頁60-65。
裴英姬，〈《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臺大歷史學報》，43期(臺北，2009)，頁219-255。
蔡錦堂，〈再論「皇民化運動」〉，《淡江史學》，18(臺北，2007)，頁227-245。
鄭成宏，〈朝鮮北學派的新華夷觀解析〉，《東北亞論壇》，17卷6期(長春，2008)，頁98-105。
鄭克晟，〈明代的官店、權貴私店和皇店〉，收於《明史研究論叢》，1輯(江蘇：人民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73-184。
蕭阿勤，〈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臺灣一九七０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臺灣史研究》，9卷1期(臺北，2002)，頁181-239。
蕭阿勤，〈高格孚，《風和日暖：臺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臺灣社會學刊》，33期(臺北，2004)，頁239-247。
韓大成，〈明代的官店與皇店〉，《故宮博物院刊》，1985年4期(北京)，頁30-35。
魏志江，〈論清兵入關後大清與朝鮮的關係──兼與韓國全海宗教授商榷〉，《江海學刊》，2002年6期(南京)，頁134-142。
羅樂然，〈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研究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0卷1期(臺北，2013)，頁299-345。
外文中譯
夫馬進，〈朝鮮洪大容《乾淨衕會友錄》與清代文人〉，《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5期(聊城)，頁94-98。
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李丙燾著，許宇成譯，《韓國史大觀》，臺北：正中書局，1993。
林基中著，王永一翻譯，〈《燕行錄》的傳承〉，《中國邊政》，180期(臺北，2009)，頁27-38。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臺北：時報出版，2009。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出版，2010。
日韓文
岸本美緒，〈「後十六世紀問題」與清朝〉，《明清史研究》，輯20(首爾，2004)，頁125-148。
李銀順，《朝鮮後期黨爭史研究》，首爾：一潮閣，1993。
劉奉學，《燕巖一派北學思想研究》，首爾：一志社，1995。
金泰俊，《虚學から實學へ：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洪大容の北京旅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8。
崔韶子，〈18世紀後半期《燕行錄》所反映的朝鮮知識人的中國認識〉，《國史館論叢》，輯76(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97)，頁191-223。
고석규，〈《기년아람》에 나타난 이만운의 역사인식〉，《한국문화》，제8집(首爾，1987)頁73-102。
김경미，〈《동몽선습》의 역사교육적 의미〉，《한국교육사학》，25권2호(首爾，2003)，頁7-28。
서명석，〈《동몽선습》 오륜 텍스트의 현대적 독법〉，《人格敎育》，7卷3號(首爾，2013)，頁43-61。
英文
Clark, Donald N.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under the Ming,” in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72-300.
Crossley, Pamela K.,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Spence, Jonathan D. ＆ Wills, John E. eds.,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truve, Lynn A. ed., 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s Pres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