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重點擬以清朝懲治「邪教」的司法案件為中心，除緒論和結論外，本文共分為四大章。第二章〈政策與法律：邪教與相關律例的修訂〉指出清朝運用法律來維護儒家倫理是一種手段，藉由《都察院‧黜邪》例、《刑律‧賊盜‧造妖書妖言》及《禮律‧祭祀‧禁止師巫邪術》的纂修，以教化、打擊、隔離同時並進的模式，試圖正本清源，建立一個可以使帝國長治久安的防護網。在法律的防護網中，官方的標準是唯一衡量的尺，而律例是上面的刻度，合法與否決定其正統與異端、正祀與淫祠之分。

第三章〈旗人與教案：從邪教案論大清律例「罰必當罪」的理念〉與第四章〈漢人與教案：從邪教案論大清律例「罰必當罪」的理念〉主要是做一個對比，比較旗人與漢人同犯教案時，清朝官方在立法及用刑上，是否按照行為的嚴重程度、社會危害性大小予以相應的懲罰。研究發現宗室、旗人、官員犯罪往往加重其刑，以示懲戒，屯居旗人及旗下家奴則比照民人一體辦理，並未享有特權。而犯案婦女無分老幼多不准收贖，犯案男子就算母老丁單或年逾六十，因是習教人犯，亦不准其留養收贖。就此而言，判決已較其他案件為重。而司法上影響特殊案件判刑輕重的關鍵，往往是皇帝的態度；至於一般案件中，判刑輕重與否，則取決於官員的態度。

第五章〈邊疆是邪教徒的死域或重生地？〉在探討教案頻發的情況下，清朝政府採取隔離政策，將教犯發遣至邊疆，以免遺毒於內地。但發遣地並非一成不變，基於政策的考量、民族的不同、發遣地的秩序，以及能容留的遣犯人數，會對遣發地方加以調整。即使被發遣邊疆，官方仍難以完全禁絕教犯與外界往來，教犯在配所往往還是能繼續傳教，建立並維持邊疆與內地之間的聯繫，清朝將教犯發遣邊疆並未收到預期效果。

清朝只將所謂的「正統」民間宗教納入管理，對於民間廣為流行的宗教，反而視為邪教進行取締，迫使其不得不轉入地下秘密傳教。其實民間秘密宗教的教義、儀式和組織常與世俗的社會生活和制度混合為一，而清朝官方對民間秘密宗教條例的修訂，始終重在取締，企圖萬法歸一，並未主動正面了解民間秘密宗教的本質，設法將其納為己用，或因應社會文化特性做調整。只是一味滅絕「異端」，將教眾逐至邊疆隔離，殊不知如此的行為亦是自絕於百姓，王法與信仰的衝突自然也在所難免，希冀藉由刑法帶來的長治久安，只能是鏡花水月。

一、檔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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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軍機處檔．月摺包》(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寄信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5.《剿滅逆番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6.《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1980)。
7.《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1988)
8.《宮中檔嘉慶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印本，
未出版)
9.《宮中檔道光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印本，
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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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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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戴逸、李文海主編，《清通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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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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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0-
09/14/nw.D110000gmrb_20100914_1-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