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英屬新馬即為中國閩、粵沿海居民的移入地，但新馬華僑與中國之間始終維繫著親疏程度有別的情感紐帶。20世紀初英屬新馬殖民政府對中國政府，特別是中國國民黨動員新馬華僑參與中國的政治活動有所顧忌，在「王藍協定」（1931）簽署後，國民黨在新馬的黨務活動甚至一度遭受當地殖民政府禁止，但直到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新馬華僑仍很大程度響應中國政府號召，以捐款、購買國債、投軍等方式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1938年10月10日，閩籍僑領陳嘉庚主持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在新加坡成立，該會統合了南洋華僑的抗日救亡運動，以致日本的情報機關將英屬新加坡視爲抗日、反日之中心。然而隨著國民黨對南僑總會的過度干預，造成以陳嘉庚為首的僑領起而反制，逐步分化了新馬僑領階層，且弱化了南洋華僑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儘管國民黨對南洋華僑抗日運動的干預成效甚微，亦無法讓新加坡殖民政府合法化國民黨在新馬之地位，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戰前中國與國民黨籍新馬僑領的聯繫，轉而成爲「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局）將調查工作從國内推及海外，重振國民黨在南洋黨務工作，及開啓中英兩國在馬來亞情報合作之契機。

太平洋戰爭期間，英屬印度成爲盟軍對日作戰的前線及大後方，亦是中、美、英盟國之間從事外交活動、情報工作的場域。其中，中英兩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即是由國民黨籍新加坡僑領林謀盛促成。1942年初，日軍相繼佔領南洋各地，爲了策動南洋淪陷區秘密工作及配合盟軍反攻，中統局、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侍從室六組擬訂〈南洋淪陷區工作綱領〉，以「實際情形，便利工作為標準」，對中統局、軍統局在南洋的情報工作「分區分工」。然而，在協商過程期間，中統局、軍統局卻因事權歸屬問題引發紛爭，致使中統局執行打通自石碼、東興潛入馬來亞渠道的計劃，以失敗告終。

1942年10月，中英兩國簽署馬來亞特工合作辦法，林謀盛即以馬來亞支部聯絡官及馬來亞區華人正區長身份，前往中國招募敵後工作人員，此即「龍組」。「龍組」學員以中國國民黨海外部、中統局代爲招募的人員最眾。此外，「龍組」學員之間，有僑生、中國籍與英國籍之別，而基於工作需要，學員多為閩、粵籍貫，具有相近的社會、學經歷背景。「龍組」學員在印度完成訓練後，依據英籍教官評語，及學員試驗成績分爲情報員或電務員，敵後工作課程内容大抵依據馬來亞的工作需求而調整。1943年5月至1945年8月，馬來亞支部以潛水艇及空投兩種方式，將敵後工作人員派入馬來亞霹靂、雪蘭莪、森美蘭、柔佛、吉礁、彭亨等地，以學員的同鄉關係作掩護，潛伏在各地蒐集情報，並聯繫馬來亞共產黨的華僑抗日游擊隊協助盟軍反攻。

1943年5月，「突擊行動」成功登陸馬來亞霹靂州海岸。由於電台搬運困難，此時情報均以人力方式傳遞。惟在中英共享馬來亞情報外，林謀盛、吳鐵城及中統局之間，另有中方秘密互通消息之渠道，此即「錫字報告」。該報告體例由馬來亞敵後工作報告及情報組成，起獲之情報多為華僑在新馬淪陷區之近情。1944年3月盟軍在馬區的外圍工作遭到日軍破獲，馬來亞與印度的消息斷絕。與此同時，中方派赴印度受訓之學員因與英籍教官發生意見，拒絕出發任務，經莊惠泉與陶林烈接洽，始得化解。1944年9月，「木匠行動」潛入馬來亞東海岸，建立無限電台，盟軍再次掌握馬來亞之情報。中方所獲情報由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機要處處長張壽賢抄送南洋華僑協會、國民黨中央海外部、軍委會等各黨政機構參考，成爲重慶新馬華僑獲知僑居地之消息來源，可說是中國與在渝新馬華僑維繫情誼之憑藉。大體而言，儘管中方將中英馬來亞的情報合作視爲中國擔負同盟國義務，為馬來亞華僑追求戰後平等之表現，但戰後如何重振國民黨在馬來亞之黨務及牽制馬來亞共產黨對華僑之影響亦是當時國民黨的重大考量。

一、史料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特種檔案》。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舘，《馬來亞與華僑》,《一般檔案》，館藏號：一般536/54。
近史所檔案館，「南洋華僑籌賑總會召開第2次代表大會」，館藏號：11-29-06-07-017，1940年1月-1941年11月。
近史所檔案館，「海外部長吳鐵城赴南洋宣慰僑胞」，館藏號：11-29-99-08-016，1940年8月-1941年4月。
近史所檔案館，「我派員赴馬來亞（馬來西亞）指導黨務」，館藏號：11-29-06-99-003，1940年5月-1942年1月。
近史所檔案館，「組織南洋華僑義勇軍（一）」，館藏號：11-29-99-08-020，1940年11月-1947年5月。
近史所檔案館，「組織南洋華僑義勇軍（二）」，館藏號：11-29-99-08-021，1941年12月-1946年3月。
國史舘，《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200-00018-220、002-020300-00006-017、002-060100-00142-017、002-020300-00028-035、002-020300-00039-060、002-020300-00016-039、002-020300-00021-003。
國史館，《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008-0010701-00001-005。
國史館，《外交部》典藏號：020-011908-0043。
國史館，《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75640-00001-044。

（一）檔案史料
李盈慧，《官方公報中的華僑史料（一九一一—一九一六）》（埔里：國立國際暨南大學，2002）。
周美華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50》（臺北：國史館，2011）。
崔丕，姚玉民 譯，《日本對南洋華僑調查資料選編（1925-1945）：第一輯
（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許雲樵原編，蔡史君修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1984）。
葉惠芬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46》（臺北：國史館，2010）。
蔡仁龍、郭樑主編，《華僑抗日救國史料選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蔡盛琦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45》（臺北：國史館，2010）。

（二）回憶錄、傳記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中統內幕》（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尤今，譚顯炎，《父親與我：馬來亞敵後工作回憶錄》（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5）。
沈醉，《軍統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
李業霖主編，《太平洋戰爭史料彙編》（吉隆坡：雪隆海南會館青年團、華社資料研究中心、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青年團， 1996）。
李永球，《日本手：太平日據三年八個月》（馬來西亞：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06）。
林一葉編撰，《吉玻星火：馬來亞吉打地區人民抗日鬥爭史實》（出版地：不詳），馬來西亞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館藏 。
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大戰與南僑」編纂委員會編，《大戰與南僑》
（馬來西亞：隆雪中華。（馬來西亞）紀年日據時殉難同胞工委會，2007）。
陳崇智，《我與136部隊》（新加坡：海天發行與代理中心，1994）。
陳平、恩沃德(Ian Ward)、諾瑪米拉佛洛爾(Norma Miraflor)著, 方山等譯，《我方的歷史》（新加坡：Media Master Pte Ltd，2004）。
陸培春，《日本軍政下的馬來亞——3年8個月的悲慘故事》（吉隆坡：威名有限公司，2005）。
陸培春編，《馬來亞的日本時代——慘絕人寰的3年零8個月》（吉隆坡：隆雪中華大會堂馬來亞二戰歷史研究會，2014）。
梁元明，《小兵自述》，https://blog.xuite.net/ymliang2923/twblog 。
馮仲漢，《和平的代價：馬來半島淪陷期間，136部隊及其他反侵略勢力紀實》（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6）。
馮仲漢，《居安思危：大戰前後新馬史料彙編》（新加坡：亞太圖書有限公司，1999）。
彭國強主編，《激情歲月》（香港：香港見證，2005）。
新馬僑友會編，《馬來亞人民抗日鬥爭史料選輯》（香港：香港見證出版公司，1992）。
黎亞久、盧朝基編輯，《馬來亞華僑抗日史料選輯》（香港：生活文化基金會，2015）。
蕭依主編，《走過日據——121倖存者的泣血記憶》（雪蘭莪：諾文文化事業私人有限公司，2014）。
蘇麗雅尼著，阿凡提譯，《第十支隊與獨立》（馬來西亞雪蘭莪：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05）。
F. Spencer Chapman, The jungle is neutral: a soldier’s three-year jungle escape from the Japanese army,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09.

二、專書
（一）中文
王賡武 著，姚楠 編，《東南亞與華人》（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
古鴻廷，《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臺北：聯經，1994）。
任貴祥，《華僑第二次愛國高潮》（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任貴祥，《華夏向心力—華僑對祖國抗戰的支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任貴祥，《海外華僑與祖國抗日戰爭》（北京：團結出版社，2015）。
李恩涵，《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2003）。
李恩涵，《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臺北：臺灣商務，1994）。
李仕德，《英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一九二九~一九三七）》（台北：國史館，1999）。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臺北：國史館，1997年）。
李盈慧，《抗日與附日：華僑、國民政府、汪政權》（台北：水牛，2003）。
李修安、王思安，《情報學》（臺北：一品文化出版社，2014年）。
吳倫霓霞、鄭赤琰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香港：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9）。
吳淑鳳、張世瑛、蕭李居編輯，《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臺北：國史館，2012）。
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戰史新編貳 軍事作戰》（臺北：國史館，2015）。
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叁 全民抗戰》（臺北：國史館，2015）。
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伍 對外關係》（臺北：國史館，2015）。
芮納·米德(Rana Mitter)著，林添貴譯，《被遺忘的盟友》（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4）。
柯木林、吳振強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星洲：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72）。
陳劍主編《與陳平對話——馬來亞共產黨新解（增訂版）》（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12）。
(美)馬克·洛文塔爾 著，杜效坤 譯，《情報：從秘密到政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
陳哲維，《殖民與移民：史密斯、金文泰總督與新加坡華人社團》（新加坡：南洋學會，2015）。
張奕善，《東南亞史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
國史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8）。
張清江，《新馬華人史譯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
張霈芝，《戴笠與抗戰》（臺北：國史館，1999）。
曹雲華，《變異與保持：東南亞華人的文化適應》（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
張瑞德，《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事與戰時中國》（新北市：臺灣商務，2017）。
華僑革命史編纂委員會編，《華僑革命史（上、下冊）》（台北：正中書局， 1981）。
華僑協會總會主編，《華僑與抗日戰爭論文集（上冊）》（臺北：華僑協會總會，1999）。
黃珍吾，《華僑與中國革命》（臺北：國防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1963）。
黃福鑾，《華僑與中國革命》（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
黃慰慈、許肖生著，《華僑對祖國抗戰的貢獻》（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
黃小堅、趙紅英、叢月芬著，《海外僑胞與抗日戰爭》（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曾瑞炎著，《華僑與抗日戰爭》（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
黃小堅主編，《海峽兩岸“華僑與抗日戰爭”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0）。
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維多·巴素著，郭湘章譯《東南亞之華僑（上冊）》（臺北：國立編譯館，1966）。
維多·巴素著，張奕善譯註，《近代馬來亞華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台北：中研院，聯經，2012年）。
齊錫生，《從舞台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 1937-1941》（臺北：聯經，2017）。
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臺北：聯經，1982）。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著，梁禾譯，《特工教父：戴笠和他的秘勤組織（下冊）》（臺北：時英，2004）。
郭岱君 編，《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臺北：聯經出版社，2015）。
鐘怡雯，《馬華文學史與浪漫傳統》（臺北：萬卷樓，2009）。

（二）英文
Charles Cruickshank, SOE in the Far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ristopher Andrew & David Dilks, The Missing Dimension: Governments and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1984.
Cheah Boon Kheng,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1-1946,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ristina Twomey and Ernest Koh , The Pacific War: aftermaths, remembrance and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5.
Douglas Ford, Britain’s Secret War Against Japan, 1937-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Erik J. Dahl, Intelligence and Surprise Attack: Failure and Success from pearl Harbor to 9/11 and Beyond,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3.
Hans van de Ven, Diana Lary, and Stephen R. Mackinnon edited, Negotiating China’s destiny in War World II,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Karl Hack and Kevin Blackburn, Did Singapore have to Fall? Churchill and the impregnable fort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1941-1945, Singapore: NUS Press, 2018.
Richard J. 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Secret Servi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Yong. C.F., RB. McKenna, The Kuoming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1937-1941, New York: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0.
Yoji Akashi, Yoshimura Mako,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1945,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Singapore Press, 2008.
Yu Mao Chun , OSS in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Yu Mao Chun, The dragon’s war: 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China, 1937-1947,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Tarling, Nicholas, A sudden rampag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Karl Hack and Kevin Blackburn, Did Singapore have to Fall? Churchill and the impregnable fort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三、期刊論文
（一）中文
王賡武，〈南洋華人民族主義的限度1912-1937〉文收王賡武 著，姚楠 編，《東南亞與華人》（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頁132-154。
王賡武，〈“華僑”一詞起源詮釋〉文收王賡武 著，姚楠 編，《東南亞與華人》，頁120-131。
王賡武，〈同化、歸化與華僑史〉文收吳倫霓霞、鄭赤琰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香港：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9），頁12-23。
王建朗，〈大國意識與大國作為——抗戰後期的中國國際角色定位與外交努力〉，《歷史研究》，2008年6，頁124-137。
王立本，〈情報與後勤〉文收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戰史新編·貳軍事作戰》（臺北：國史館，2015），頁99-157。
古鴻廷,，〈二次大戰期間星馬華僑反日意識成長之探討〉文收古鴻廷，《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臺北：聯經，1994），頁143-167。
李恩涵，〈一九四二年初日軍對星洲華人的「檢證」屠殺之役考實〉文收李恩涵，《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臺北：臺灣商務，1994），頁171-208。
李盈慧，〈華僑抗戰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文收李盈慧，《抗日與附日：華僑、國民政府、汪政權》（台北：水牛，2003），頁319-352。
林孝庭，〈對英關係〉文收國史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伍 對外關係》，頁71-98。
岩谷將，〈蔣介石、共產黨、日本軍——二十世紀前半業中國國民黨情報組織的成立與展開〉文收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 第二冊：變局與肆應》，頁4-24。
馬振犢、邱錦，〈抗戰時期國民黨中統特工的對英合作〉，《抗日戰爭研究》，2006第3期，頁160-192。
許秀聰，〈星馬華族對日本的經濟制裁〉文收柯木林、吳振強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星洲：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72），頁133-158。
張應龍，〈論新馬華僑抗日運動的歷史地位〉文收黃小堅，《海峽兩岸“華
僑與抗日戰爭”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0），頁113-121。
湯晨旭，〈從中國留印海員戰工隊到136部隊——林謀盛、莊惠泉在印工作史事考〉，《南洋學報》（新加坡：南洋學會）第68卷，2014年12月，頁183-200。
齊錫生，〈總論：抗戰時期的外交困境和機會〉文收《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伍 對外關係》（台北：國史館，2015），頁3-17。
劉維開，〈臺灣地區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典藏與研究〉文收國史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8）,頁1-22。
蕭李居，〈戴笠與特務處情報工作組織的開展〉文收吳淑鳳、張世瑛、蕭李居編輯，《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頁1-34。
顏清湟，〈新加坡和馬來亞華人對1928年濟南慘案的反響〉文收吳倫霓霞、鄭赤琰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頁203-218。
魏月萍，〈馬來馬共的歷史論述與制約〉，《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14期，2011年，頁1-23。
蘇雲峯，〈星馬華人在抗日戰爭中的犧牲與奉獻(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文收吳倫霓霞、鄭赤琰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頁303-323。
Akashi Yoji，〈1941至1945年日本對馬來亞華僑的政策〉文收張清江，《新馬華人史譯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頁153-206。

（二）英文
Christina Twomey and Ernest Koh, “Thinking about the Pacific War”, The Pacific War: aftermaths, remembrance and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5, pp.3-10.
David Kahn, Roosevelt, Magic, and Ultra, Cryptologia, 1 October, 1992, Vol. 16(4), pp289-319.
Rana Mitter, British Diplomacy and Changing Views of Chinese Governmental Capability across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Hans van de Ven, Diana Lary, and Stephen R. Mackinnon edited, Negotiating China’s destiny in War World II, pp.35-51.

四、學位論文
陳士源，《分歧的「愛國」華僑—民初華僑對祖國政治之態度》（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湯晨旭，《中國留印海員戰時工作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4）。
溫民焄，《抗戰期間中國在越南的情報組織與工作》（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